中華民國。台灣。 一OO（上）

今天是2010年最後一天，2011年也就是民國100年，即將來到， 祝大家新年快樂！

這篇〈中華民國。台灣。一OO〉原刊於《文化快遞》第128期（2011.1.01-2011.1.31），刊出時略有刪節，這裡刊出全文，因篇幅略長，分上、下篇。

小小一方郵票，說不盡改朝換代的動盪與滄桑！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建國，改朝換代之際，郵票來不及設計與印製，便在前朝清代於1901年由英國倫敦華德路公司印製的蟠龍郵票上，加蓋國名，成為「暫用」郵票；加蓋的文字，經過一陣混亂期之後，才定案加蓋「中華民國」，使用至19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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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前（1912年）， 一場「唐山政治大地震」，使滿清王朝崩解，帝制解體，中華民國民主共和體制正式成立。

統治中國268年的清朝政府，於1895年割讓台灣給日本，所以中華民國建國時，台灣淪入日本人手中已有17年之久，統治台灣的日本官派總督，行政、立法、司法集於一身，有如「土皇帝」，況且日本天皇明治「帝制」猶在。

民國元年的1912年，台灣有兩個年號──明治45年和大正元年，也就是說清朝的末代皇帝溥儀遜位那年，日本明治天皇去世，大正天皇即位。所以，台灣人對「民國元年，也就是「大正元年」，印象深刻。


大正年代的來臨，台灣發生了一場「斷髮與保髮」的爭論；眾所周知，彼時的台灣還排斥「西化」，明治西化維新曾帶給了台灣人不少面臨「新生活」的衝擊和困惑，尤其是公共衛生方面的認知和實踐。最初「守舊」的台灣人仍然捨不得割掉辮髮，對於腦袋後面的「豬尾巴」，也就是辮子，仍然戀眷；他們相信這代表著民族的習俗，不容背祖，反對斷髮多為舊士紳，他們自認為是「前清遺老」堅執傳統習俗，不肯接受剪掉辮子的「斷髮」要求，或許這些當代大老認為如此就是「大漢民族」與「大和民族」的分際。



已形成社會風氣的斷髮運動，風靡全台，迎合「西化時潮」，自是多數人的想法，不過，「護辮」的份子，仍然不干示弱，台北、新竹出現了「保髮會」、「守髮誼」等組織，堅持辮子不可不留。其實「斷髮」、「保髮」的兩造「台灣人」，在日本殖民政府的眼中，依然是「二等公民」，仍然是「日本警察大人」眼中的「清國奴」。

民國前一年（1911年），反清的最後一場革命行動，「武昌起義」（又稱辛亥革命）在10月10日爆發後，各地紛起響應，宣佈獨立，此為中華民國肇造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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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建國，給被日本人視為「清國奴」的台灣人不少刺激，「武裝抗日」運動雖不全然受「中國革命」的影響，但某方面的助力，必然存在。1913年11月發生的「苗栗事件」即是明顯事例，這個事件的領導人羅福星，是出生於印尼的客籍台灣人，他曾參加中國同盟會的革命組織，也是黃花崗之役的生還者。「苗栗事件」牽連甚廣，被逮捕達1211人，有221人被處死刑。前仆後繼的武裝抗日運動，台灣人在日本殖民政府強大武力鎮壓下，自然是以卵擊石，徒具犧牲，以後「非武裝民族抗日」運動的興起，自有其原因。

中國辛亥革命發生於當年秋天，而那年春天，有一位「中國文人」造訪台灣，即因「政變」被慈禧太后通緝，流亡海外的改革份子梁啟超，他受林獻堂之邀，從日本搭船來台；雖然停留台中霧峰的時間不長，但他的一席懇談，令台灣人受益良多，他期望台灣人放棄「武裝抗日」，效法「愛爾蘭抗英」模式，施行「體制內」的改革，以牽制日本政府的苛政。

梁啟超的建議，雖不全然是日後台灣抗日進入「非武裝」抵抗的主因，但是符合世界「弱小民族」爭自由的風潮；台灣議會期成運動的展開、台灣文化協會的成立、台灣民眾黨的創黨……，這一系列「非武裝抗日運動」的如火如荼，不可諱言，是有「祖國意識」的影響；譬如說，1920年代，政治社會運動的最重要領導人物之一蔣渭水，即是孫中山的崇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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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運動在1920年代，也影響台灣甚深。

1923年，台灣白話文運動已經發難，雖距中國「五四運動」已有數年，但是影響力可以說等同「中國新文學運動」。台灣總督府強力推行「和（日）文教育」，令台灣智識份子憂心，他們認為「我們台灣的同胞，亦是漢民族的子孫，我們有我們的民族性，漢文若廢，我們的個性，我們的習慣，我們的言語，從此消滅了。」

翌年（1924年），板橋人張我軍，適在北京「留學」，見及中國白話文運動已經生根成長，深覺台灣應該跟進，於是投稿《台灣民報》，發表〈致台灣青年的一封信〉，痛批舊文學，說老學究是「詩韻和韻的奴隸」，張我軍從北京返台後，又連珠砲似的對「守舊」的當代文壇祭酒猛烈批判，也引起連雅堂等人的反擊，這一場一年多的「新、舊文學筆戰」，後繼又有「台灣語文」討論，台灣新文學的奠基，肇因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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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的台語流行歌曲，應為「台灣語文」的另一個「實踐」場地，可惜不被重視；〈望春風〉、〈雨夜花〉、〈四季紅〉、〈白牡丹〉、〈農村曲〉、〈滿面春風〉、〈滿山春色〉……等，曾風行一時，傳唱迄今，有其原因，如以「台語詩歌」或「台灣新詩」視之，何有過譽？根究日據時代台語流行歌曲，可用「中國影戲，台灣曲盤」做定調；此言何據？「影戲」即是電影的台語；唱片，台灣人稱之為「曲盤」。

1930年初，中國電影輸台放映，擁有不少觀眾青睞，畢竟台灣人從中國電影中，可以欣賞到「漢民族」的生活習慣，此為日片、洋片所無。那個年代的電影是默片，台灣人稱為「啞吧戲」，無聲又黑白，因此每每需有「辯士」（電影解說員）現場旁白。台灣電影業者想出推銷妙法，製作宣傳歌曲促銷，也將電影「本事」（劇情）做梗概介紹，填入歌詞說明，以減少觀眾看戲「聽」旁白的負擔，1932年的〈桃花泣血記〉，還有日後的〈人道〉、〈倡門賢母〉、〈懺悔〉、〈一個紅蛋〉等等，都是為中國影戲而作的「台灣曲盤」，因為片片暢銷，才引發流行歌曲的聲浪高昂。

很遺憾的，日據時代台灣流行歌曲終結於1940年，因大東亞戰爭愈來越激烈，台灣總督府極力推行「皇民化運動」，禁唱台語歌曲，無疑的是想斬斷文化臍帶。

日本人陷入戰爭泥沼中，兵源不濟，竟大量徵調「台籍日本兵」，有些台灣軍夫，台籍軍人被逼投入中國戰場，而有「同胞」相殘慘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