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土藍天 璀璨流星

 

1920年「謝文達君飛行紀念」明信片之一：飛行機ト謝君（局部），謝文達身著飛行裝與飛機合影，英姿煥發，大有「氣呑山河」之勢，後方可見前來聲援與致敬的學生與民眾。

謝文達，在台灣航空史上，甚而在台灣近代史上，是一顆閃亮耀眼，也是「稍縱即逝」的流星，他是台灣，在藍天上首航的第一人，也是我在《台灣第一》一書所推崇的「台灣第一位飛行員」。

我是在報章雜誌寫謝文達為台灣第一的事蹟，當年還蒙謝文達本人來函，糾正了一些資料上的失誤，老先生並沒有在信上具名，只說是「住在晉江街的人士」；由於沒有來函地址，我也無從回函，心中一直存放著一個謎團，這位熟稔謝文達的人士，到底是何人？他在《中國時報》讀到我的小文，必然有所關心；十餘年後，我認識謝東漢先生，這個疑惑終得解開，「住在晉江街的人士」，就是他的父親謝文達。

重南書街 追憶書香（1）

重慶南路入口的台北市消防局城中分隊，原為日本時代的本町消防詰所（後改稱台北消防署），有著高高聳立的消防瞭望塔。日據初期並未嚴格規範建物防火設施，建物又多以木構為主，台北市街民宅、官廳常遭祝融火噬，後來便興建此一瞭望塔。

重慶南路一、二段，可以用「城中中央大道」譽之。

清代台北城的城垣成了三線路後，城內這一條幾乎貫穿台北城心臟地帶的幹道，依然是城內的主要動脈，但是以「政治大道」等閒視之，則輕忽了其文化的意義。

「城中中央大道」，沒有西側的中華路和東邊的中山南路那麼寬濶，這兩條「三線路」，一是西城牆、一是東城牆被拆除後所規劃的。重慶南路在日據初期分屬府前街、文武街，1922年劃為「本町」，因前端有「台北停車場」（今台北火車站），尾端有台灣總督府、高等法院、檢查局、台北地方法院以及台灣銀行等，代表行政、司法、金融的壯觀建築，正是殖民集權象徵，以「本」做町名，不知是有意還是巧合。

「本町」在戰後成為了重慶南路一、二段的這條中央大道，清代是文武街，乃因有文廟、武廟在街前而得名，日據之初即被雙毀。

重慶是抗戰的陪都，遷台後，以「臨時首都」台北的「中央大道」名為重慶，必有用意。

重慶南路在城內，而重慶北路在城北的大稻埕，原先有台北火車站阻隔銜接，各有出入口的「前站」和「後站」，從大稻埕進城，或從城內出城，得花錢購買「月台票」，否則必須走延平南、北路，跨過三不五時會碰到火車的平交道。

重慶南路在整軍備武的年代，十月十日的國慶閱兵，受校部隊、坦克車隊、三軍儀隊，整齊步伐聲、轔轢車隊聲，響徹雲霄，這條「中央大道」成了展現保家衛國的國防實力的「兵戎之路」。

張深切完成〈鴨母〉

張深切的〈鴨母〉寫於1934年，後來又收錄於1961年的電影小說《遍地紅》。

「堅決反抗日本統治階層而主張台灣民族解放運動的民族主義者」張深切，不管在政治運動或文學運動上，他都是一名硬漢！他的「文學觀」可從其〈對台灣新文學路線的一提案〉窺之：

「台灣固有台灣特殊的氣候、風土、生產、經濟、政治、民情、風俗、歷史等，我們要把這些事情深切地以科學的方法研究分析出來，察其所生、審其所成、識其所形、知其所能——正確地把握思想，靈活地表現於文字，不為先入為主的思想所束縛，不為任何不純的目的而偏袒，祇為了貫徹『真實』而努力盡心；祇為審判『善惡』而鑽研工作，這樣做去，台灣文學自然在於沒有路線之間而會築出正確的路線。

總而言之，我所主張的，是台灣文學不要建築於既成任務的路線上，這就是說，要跟台灣的社會情勢而進展，跟歷史的演進而演進。」

張深切在《台灣民報》和謝孟章打筆戰〈心理描寫不要論〉，而在編輯《台灣文藝》的百忙期間，「循著自己的理論」，於1934年今日（9月10日），完成一篇「示範作品」——鴨母，他雖自謙「技巧和作風，本人還覺得未盡理想，尤其是對本事的敘述及其所聯繫的社會性，抑或人物環境的描寫，都為了篇幅限制，不能暢所欲言；這點和本人的主張尚有出入。」但是，我們可以確切從「鴨母」一作，尋找出張深切那種愛憎分明的個性來。

新劇最後一幕──閹雞公演

厚生演劇研究會第一回研究發表會全體工作同仁與演員合影。

日本統治階級於1942年元月成立「台灣演劇協會」，是管理劇團、樂團、和審查劇本、演劇指導、取締的機構，屬於推展皇民化運動的「皇民奉公會」外圍組織，其對當代文化活動的箝制，甚為嚴厲。

一群成員有百餘人的年青人，他們嚮往在鄉土上推展戲劇活動，於是組織了「厚生演劇研究會」，在日閥「南進政策」喧囂中，有別於所謂奉行皇民化政策的「演劇挺身隊」、「藝術奉公隊」，誠為難能可貴。

他們向「台灣演劇協會」提出申請，奉准於1943年今日（9月3日）起至8日，在台北市「永樂座」，舉行第一回研究發表會；公演的劇目有「閹雞」、「高砂館」、「地熱」、「從山上俯瞰都市的燈火」等四齣劇。

「閹雞」原作是張文環所寫的一篇中篇小說，原刊載於《台灣文學》雜誌（季刊）第二卷第三號，由曾在日本新宿「風車戲劇」研究舞台劇的林博秋改編成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