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的自來水與「台灣自來水之父」巴爾頓

「台北水道」竣工前後對照，紅圈處為唧筒室，即現今的自來水博物館。

1909年的今天（3月25日），台灣總督府公布「台北水道給水規則」，4月1日起，開始供應大眾自來水。

1896年，日本內務省衛生局長後藤新平兼任台灣總督府衛生顧問，六月，後藤跟隨甫就任的第二任台灣總督桂太郎來台考察，當年八月，他即邀請英國人威廉‧巴爾頓（W. K. BurTon ，生於蘇格蘭愛丁堡，1856～1899）主持衛生工程計畫，尤其是台北的自來水與水道系統設計。巴爾頓是日本內務省技師，曾任東京工科大學講師兼內務省雇用技師，娶了一位日本人太太。他曾參與日本北海道函館的水道工程設計。

巴爾頓到台灣後，即展開全島各地探勘規劃的行程，擬定台灣地區水道系統設計。1897年，率團到上海、香港、新加坡、南洋各地考察，蒐集東南亞地區衛生工程施設經驗。

水道系統分為「上水道」和「下水道」兩大系統，上水道系統即自來水供應系統，台語稱「自來水」為「水道水」應源於此。下水道系統則為地下排水用管線。

太平町大街與羅訪梅畫像館

現今台北市延平北路一、二段是日本時代大稻埕的新興街區，係於1908、1909年間大稻埕市區改正時貫穿稻新街、新興街、太平街、太平橫街、九間仔街所建的幹道。1922年台北市實施町名改正，為「太平町」，範圍是從北門前的鐵路平交道起算，到「台北橋腳（下）」（當年台北大橋引道在延平北路）為止。

太平町和永樂町（今迪化街）同為大稻埕南北向的兩條主要幹道，後來，永樂町街道狹隘，交通不便（永樂町沒有公車行駛），其商業地位，漸為太平町取代，太平町成了足以和「城內」日本人傲稱「台北銀座」的榮町（今衡陽路）分庭抗禮的市街，台灣人以擁有此「台灣人最寬廣」的商業街自豪。1920、1930年代大稻埕風景明信片，多數為太平町通（太平町大街）的繁華街景。

這張明信片為1930年代出品，為太平町二丁目街景，位置約當從現今延平北路、南京西路口往北所見。紅色箭頭所指為1930年12月落成的張東隆商行，樓高四層（不含頂樓建物），是大稻埕數一數二的高樓。街上往北行駛著一輛公車，當時太平町全線有市營、局（總督府交通局）營、民營公車行駛。

畫面右邊街屋懸掛著「羅訪梅畫像館」的招牌，羅訪梅為1910年代來台的中國畫師，實際來台年代不得而知，1922年其「見真軒畫館」招募學徒廣告，自言「來台從事繪像十餘年」，而從1935年刊於《台灣日日新報》的開業二十周年廣告推算，可知1915年已開設畫館。

「台灣新音樂之父」張福興

張福興全家福，後立者為其子女，其子張彩湘克紹箕裘，為著名之音樂家與音樂教育家。

台灣新音樂的拓荒者，第一位留日學習西洋音樂的人──張福興，於1954年今日（3月5日）逝世，享年67歲。

1980年在《大同》雜誌寫「台灣第一」專欄，第一篇就是〈台灣新音樂之父──張福興〉，現將此篇舊文刊錄，並匯集《台灣紀事》、《台灣歌謠：我聽 我唱 我寫》與日本時代報刊，酌增部分內容。

「台灣新音樂」是指別於承續中國的台灣傳統音樂而言，乃以接納了西方的理念、方法和美學觀點來闡述的音樂。

西洋音樂如何流入台灣，史無明確記載，咸認基督教的傳教士應居首功。傳道、醫療、推廣音樂是早期涉足台灣的外籍傳教士「三位一體」的職責。因為福音是空泛的西方文化，必須以近代醫學為知識和動聽的西洋音樂為輔，才易使人們接受。

另外的一種助力是日本明治維新，日本由於西化教育，處於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也就隨著把「新音樂」列為教材。張福興在天賦與人和的情形下，成為台灣學習西洋音樂的第一人。

張福興生於1888年，為苗栗頭份人，從小即顯露音樂天賦，五、六歲時即無師自通，拉得一手好胡琴。1907年，畢業於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今台北市立大學、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前身），經恩師──音樂教師高橋二三四氏之推薦，公費保送東京上野音樂學校（東京藝術大學前身）器樂本科，學習當時台灣沒有的管風琴，為了能夠學以致用，貢獻鄉梓，因此在最後一年加學小提琴。學成返台，執教於母校及總督府醫學校（後改制醫專；今台大醫學院前身），達十餘年之久。

在音樂活動方面，張福興相當活躍，時常和和音樂界同好舉辦音樂會，或獨奏、或合奏、或指揮，也常指導、參與各地學校音樂會。1916年，和高橋二三四、一條慎三郎、長谷部巳津次郎、嘉多重次郎、柯丁丑等「音樂界名手」合組「台灣音樂會」， 教授西洋音樂與唱歌。1920年，他召集台北醫專、台北師範學生和社會愛樂人士組織了台灣第一個管絃樂團──玲瓏會，成員達四、五十人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