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的自來水與「台灣自來水之父」巴爾頓

「台北水道」竣工前後對照，紅圈處為唧筒室，即現今的自來水博物館。

1909年的今天（3月25日），台灣總督府公布「台北水道給水規則」，4月1日起，開始供應大眾自來水。

1896年，日本內務省衛生局長後藤新平兼任台灣總督府衛生顧問，六月，後藤跟隨甫就任的第二任台灣總督桂太郎來台考察，當年八月，他即邀請英國人威廉‧巴爾頓（W. K. BurTon ，生於蘇格蘭愛丁堡，1856～1899）主持衛生工程計畫，尤其是台北的自來水與水道系統設計。巴爾頓是日本內務省技師，曾任東京工科大學講師兼內務省雇用技師，娶了一位日本人太太。他曾參與日本北海道函館的水道工程設計。

巴爾頓到台灣後，即展開全島各地探勘規劃的行程，擬定台灣地區水道系統設計。1897年，率團到上海、香港、新加坡、南洋各地考察，蒐集東南亞地區衛生工程施設經驗。

水道系統分為「上水道」和「下水道」兩大系統，上水道系統即自來水供應系統，台語稱「自來水」為「水道水」應源於此。下水道系統則為地下排水用管線。

巴爾頓於1897年四月提出規畫報告書，其提案是以「改善都市衛生問題」為目的：

一、依照台北第一、基隆第二、台南安平第三，而後澎湖島、嘉義等順序，盡速做好衛生工程。

二、台北需盡快選定水源，因為當地設置有井水，故要優先著手下水道工程；宜調查繪製「台北市街設計圖」勘定幅員，開設道路，同時附帶地施設下水道。（註）

巴爾頓所提出的台灣衛生計畫，成了日後日本人在台衛生施設的設計藍圖。他還為今日大台北地區自來水事業建立雛形，台灣第一座上水道系統，即在巴爾頓努力下，於1899年在淡水完工啟用，即「滬尾水道（淡水水道）」，給水範圍包括滬尾、油車口、沙崙、水碓子、竿蓁林、庄子內等六處，是為台灣自來水廠的濫觴；「基隆水道」則於1902年3月竣工。

1899年，巴爾頓為了探測台北自來水水源地，不顧可能被原住民殺害的危險，冒著炎暑去新店溪上游探勘。不幸罹患阿米巴痢疾，於8月6日病逝於東京，享年僅44歲。成了為台灣公共衛生工事犧牲的第一人。

日人視巴爾頓為「台北水道的恩人」、「台灣水道的恩人」，1919年3月30日，在台北水道水源地唧筒室（今台北自來水園區的自來水博物館）前，塑立了一座了巴爾頓銅像，以紀念他對台灣衛生現代化建設的重要貢獻。

巴爾頓的「未竟之案」，由濱野彌四郎繼續完成，濱野彌四郎就讀東京工科大學土木工學系時，曾受教於巴爾頓，研修衛生工學。畢業不久，即隨這位外籍教授來台，師生兩人除了調查台北的上、下水道，也在嘉義、台南、安平、鳳山、舊城（左營）、打狗等地翻山越嶺，從事水源探勘工作。

濱野彌四郎在恩師巴爾頓英年早逝後，仍然留在台灣服務，而且長達23年之久，他盡心盡力以「衛生課長」之職，規劃、完成了台灣衛生土木工程，使得台灣完成上、下水道設備，遙遙領先了日本內地不少的城市，巴爾頓和濱野彌四郎的功績匪淺。

供應台北自來水的「台北水道」計畫，於1898年已編列250萬元預算，但未獲議會通過，直到1907年度預算案編成，始開始動工。水源地的調查方面，除前述巴爾頓的探勘，1903年4月，總督府成立「台北市街給水調查委員會」，最初考慮的水源地包括三處：利用既有的淡水水道及附近水梘頭庄水源、新店街附近高地、公館街觀音山下的公館河與新店溪合流點，後擇定第三案，即現在的台北自來水園區，此地當時屬大加蚋堡林口庄，區域內原本有農家、公墓和陸軍射擊場，墓地後來遷到頂內埔庄，射擊場遷至三張犂庄。

1907年4月，台北水道動工，1908年西部縱貫鐵路通車典禮期間，已先供水總督官邸和鐵道旅館。1909年3月25日，公布「台北水道給水規則」；7月，全部竣工。

依據給水規則，自來水申裝使用者包括：一戶的「專用給水」、二戶以上的「共用給水」、公費的「公共栓給水」、官廳學校機構與店家行號的「計量給水」、專用消火栓（消防栓）給水等。以家戶供水而言，申裝布管費40元，一戶每月水費一元，所費極高，因此台北三市街中，初期申裝者絕大多數為日本人區的城內，艋舺、大稻埕則少數。

台北水道預定供水人口為12萬人，1914年，給水區域內的人口超過13萬，於是在1916年擴張水源地設施，並延長市街水管管路，於1918年竣工。隨著人口快速增加，1928年又進行第二次擴張工程，開拓第二水源，即「草山水道」，於1932年竣工，可供應32萬人，至1950年止。

◎本文整理自《台灣醫療史》，註為原書之註：越澤明 著、卞鳳奎 譯，〈台北的都市計劃──一八九五～一九四五年日據時期台灣的都市計劃〉，《台北文獻》直字第1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