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聽我唱 我寫你讀

1950年代，淡水河河岸從南京西路的九號水門到民生西路的十一號水門，水岸沙洲，有露天歌廳……，特別座是竹製有背靠的躺椅，只要有人上座，便會有服務小姐，端上一杯茶，特別座更有插上一隻長蚊香的服務……

1967年代台北市地圖上的大稻埕河岸，延平區、建成區為現今的大同區。藍色框內第九、第十水門之間的圓圈為延平公園，也就是昔日的淡水河畔露天歌廳所在。

我從小聽台灣歌謠，成長唱台灣歌謠，壯年寫台灣歌謠；獨樂樂，不如眾樂樂；我為台灣歌謠「立言」，只是希望大家因讀，而樂於聽，更喜歡唱！

《台灣歌謠——我聽、我唱、我寫》是我將前後二、三十年來所撰寫有關台灣歌謠文章，修正、改寫、增補後結集成冊。

黃昏時分的老歌手

小時候有過深刻的聽歌記憶，近黃昏時分，不論寒、暑，只要不下雨，巷口必傳來嘹亮歌聲；一位老人家身穿黑色唐衫，腋下夾著一隻黑傘，腳穿一雙布靴，踽踽而行，背有些駝，身高應不會超過150公分，引吭高歌時，精神抖擻，這位老人家都是以山歌調唱「七字仔」。

老人不知何許年歲，清癯的臉，陽光長年燙印在五官上，顯得黝黑，留有一小簇山羊鬚，顯然表示他不再是「做田人」或「做穡人」（工人）。「人未到聲先到」，我一聽到他的歌聲，馬上衝出門，站在亭仔腳，入神地聆聽老人歌唱；這位非職業的歌手，似乎認為有人能分享他的歌喉，就是最大收穫。

他是所謂的「走街仔先」（遊盪江湖的賣唱者），還是要以「唱遊詩人」來佳譽這位老人，我無從給他定位。

老歌手運用傳統歌調，十分有限，但是每首四句聯（七字仔）都是即興作品，千變萬化；有人給他出題，老人不假思索，如「急智歌王」就將歌詞編出，即口唱出，句句押韻。

他自稱是港仔嘴的人，也就是說他每回從板橋江子翠，走到大稻埕，不知勞累，而且沿途邊走邊唱，徒步而來，那是半天的路程，他還強調說，每回走上昭和橋（後改名「光復橋」），一點都不怕吊橋的劇烈搖晃；他強調「港町」是他行程必到之處，因為喜歡茶香。

我所見到的第一位老歌手，就是他，幾年後，他突然消失了，我住的「港町」巷口，此後再也聽不到歌聲了。我猜想，他往常走唱，應不會是「不安於室」，老人含貽弄孫之後，出外走動，對他而言，是運動，也是消遣，更重要的是要將歡樂帶給沿街聽他唱歌的人。

大稻埕三大廟宇——慈聖宮、法主宮廟、霞海城隍廟，常有廟會活動，野台戲演出，觀劇聽歌，經常爆滿，我也是趕場的小朋友之一，不過南管、北管、歌仔戲調，都沒學會。

江湖賣藝人經常來大稻埕表演，拳打腳踢的武場演出我沒有興趣去觀看，倒是文場的說唱，令我迷往，一把胡琴、一隻洞簫，我的感覺是「唱的比說的好聽」；我不管這些「賣藥仔」吹噓祖傳的丹、丸、膏、散，如何有效，在意的是他是否唱得好聽、唱得動人。

我家附近有好幾家大型茶葉加工廠，茶季時，茶工都忙慌了，等到茶季尾聲，他們會偷閒唱子弟戲，這種非職業性演出，也會吸引我們群聚聆賞。

1950年代，淡水河河岸從南京西路的九號水門到民生西路的十一號水門，水岸沙洲，有露天歌廳，是當年台北民眾消暑納涼兼解悶的好去處。

露天歌廳有個簡單竹架舞台，圍著一個小方圓，做為觀眾席，擺滿約五十來張座椅，座位是小竹凳，另有少數特別座，是竹製有背靠的躺椅，只要有人上座，便會有服務小姐，端上一杯茶，特別座更有插上一隻長蚊香的服務，茶水費就是門票錢，每人收費多少？我已記不得了，應是十塊錢吧！露天歌廳不像電影院，必得清場，聽眾可以來去自如，愛聽多久就留多久，看不到自己仰慕的歌手上場，可以離席，有了空位，再補進一個人；如果你想免費，只要站在外圍，不要茶水，不會被人驅趕，照常觀賞演出，我就是不怕腳酸，站著聽歌的人。

據我的記憶，露天歌廳節目安排除了以1930年代的台語老歌為主外，新作也常常演出，如〈安平追想曲〉、〈賣菜姑娘〉等剛發表不久的作品，還有國語歌曲〈王昭君〉、〈蘇州夜曲〉也有人唱。

幾次颱風，颳垮了露天歌廳設備，加以取締河床建物和掏砂業者進駐，這個靠天吃飯的歌廳秀就不見了；現在它已是栽種不少喬木的延平公園了。

我學習台語流行歌，可以說是在露天歌廳的那個年代，功課寫完後，就往河濱跑，站二、三小時看表演，都不覺得累，第二天，上課也不會遲到。

我「五音不全」，但歌喉還可以，比較自得的是學歌很快，而且不容易忘詞，所以不需要歌本。

可敬的音樂老師吳開芽

其實，對唱歌的喜好，應該是在小學時，音樂老師吳開芽，對我影響很深。

吳開芽老師是永樂國民小學校歌的作曲者，「吾校永樂，立在稻江……吾校永樂，良好學風，大家親愛，歡喜用心，表現出來，志氣高昂，身體堅強，生活樂康，這是我們可愛的永樂學堂。」小學畢業後，這首校歌，記憶猶新。

〈造飛機〉是吳開芽遺世作品，我們小朋友戲稱為「兒童版空軍軍歌」，而海軍軍歌是「白浪滔滔，我不怕！」的〈捕魚歌〉，至於被大家名為陸軍軍歌的，就是〈哥哥爸爸真偉大〉。

音樂課、美術課，被學校視為副科，往往改上主科的國、數課，也就是說為了升學，副科經常被挪用。但是，吳開芽老師堅持音樂課非上不可，他視教唱就是不可旁貸的責任，所以婉拒主科老師借課。

也許拜吳老師之賜，我學會不少歌，也因此愛唱歌。

升降旗是小學固定的儀式，還有降旗典禮完畢後，要合唱一首〈台北市民歌〉，才能背書包回家。我可能是出生於1940年代，至今還會唱〈台北市民歌〉的少數人之一，畢竟吳開芽老師教唱的每一首歌，我都記得。

台北故事館開幕時，我應陳國慈總監之邀，做了貴賓，致詞時，我以歌代話，唱了〈台北市民歌〉，林懷民鼓掌大聲喊「安可」，迫得我再唱一遍；馬英九市長說：他好感動，台北市竟然有此代表歌曲。第二天，市長要祕書室打電話給我，要求我在電話這端唱，他要錄音，因為市長要求，不過我回絕了，我回話說，拍子唱不準，記譜之後，如有訛誤，豈不成了話題；我不知馬英九對我的不肯合作，有何感想？

我會唱的歌不少，1930年代較風行的老歌，似乎可以不看歌本就可以唱。當年高、中、小學音樂課本，只要老師教唱過的，我都記得住，也買了《世界名曲一○一》這類的書學，〈珍重再見〉、〈我的太陽〉、〈散塔露西亞〉等是常哼唱的世界名曲；中國民歌，大江南北的小調，也學了不少，但是還是對台語歌謠，情有獨鍾。

〈保衛大台灣〉的命運

我還沒有上初中，就會唱〈義勇軍行進曲〉，但不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其實，那時，中共還未建國。光復之初，台灣就有人在傳唱此歌，我不記得從誰學會的；記得，有一次，我隨口哼了：「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民……」家人瞪著眼睛，叱罵著要我停嘴，囑咐以後不能再唱。

小學六年級，吳開芽老師發了一張歌單，然後一句一句教著我們唱：

「保衛大台灣，保衛大台灣，

保衛人民復興的基地，

保衛人民疏散的樂園，

萬眾一心，全體動員，

節約增產，支援前線……」

一、二十分鐘，我就整首歌背起來了。幾天後，吳老師要求我們將歌單繳回，他說：歌詞部分錯了，一定要更正。其實是有句：「打倒蘇聯強盜，消滅共匪漢奸，我們已經無處後退，只有勇敢向前！」必須改唱：「我們已經準備好了，只有勇敢向前！」我想箇中原因是原詞隱喻有「再退無路」的消極感覺吧！

沒想到，不久之後，吳老師一再提醒不要再唱這首〈保衛大台灣〉了，他細聲輕語的解釋，因為有人惡意，將〈保衛大台灣〉，唱成了「包圍打台灣」。

我出生年代，正值日本殖民政府如火如荼推動「時局歌曲」的時候，〈台灣軍進行曲〉、〈太平洋進行曲〉、〈軍夫之妻〉、〈榮譽的軍夫〉等肅殺歌聲盈耳，我正咿啞學語，免除了被逼迫唱這些戰歌。但進了小學後，逐年學習到不少反共抗俄的愛國歌曲；不論戰前、戰後，這些日語、北京話的歌曲，都被視為「國語歌曲」、「愛國歌曲」；「兩國一制」的一語獨大語言政策，台灣人只能在不同時代唱不同的歌曲；我自然是唱反共歌曲成長的一代。

每首歌都有一個時代，我聽，而後去欣賞；我唱，而後去共鳴；然後我寫，是為了你讀，更期盼大家一起了解台灣歌謠內涵意義，明白歌謠故事，可以和時代一起高歌！

◎本文刊於《文訊》314期，201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