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1949年發行的台幣五百元、新台幣一元,分別由位於上海的中央印製廠、台灣銀行第一印刷廠印製。 |
1949年今日(6月15日),新台幣發行,彼時台灣處於惡性通貨膨脹與嚴重失業的艱困年代,「物件一日一日貴,厝內頭嘴這大堆。」(張邱東松作詞作曲的〈燒肉粽〉),人民生活悲苦。
光復初期,台灣流通日本銀行兌換券、台灣銀行背書發行的千元日本銀行兌換券;1946年5月20日,日本時代的台灣銀行舉行接收移交典禮,重新開業,5月22日,發行新台幣1元、5元、10元三種,係由上海的中央印製廠印刷。相對於此前的舊幣,此時的台幣稱「新台幣」,舊台幣與新台幣以一比一比率兌換,兌換期限至1947年1月15日。
日本時代的台銀券在台灣進入戰爭時期之後,就逐年增量發行,持續到戰後,大量通貨,物資卻有限,物價早已驚人飆漲,因此,1946年的台幣發行之初,已屬先天不良。此後,台灣的經濟金融形式並未好轉,大陸的通貨膨脹隨著兩岸匯兌與貿易影響台幣,台幣發行量暴增,幣值急貶,500元、1千元、1萬元鉅額鈔票陸續出現,通貨膨脹嚴重,民不聊生,依據政府頒布的平均物價指數來看,1949年的物價是1945年的7千倍,但實際生活應不只如此。
1949年6月15日,政府實施幣制改革,發行新台幣1元、5元、10元;7月5日,發行1分、5分、1角、5角輔幣券,硬質金屬輔幣於當年12月發行。
新台幣發行之後。1946年發行的台幣成了舊台幣,4萬元舊台幣,僅能折換1元新台幣,人民財產,急速縮水,多少辛酸、多少惡夢,盡在不言中。比如雕塑家蒲添生承接台北中山堂的孫中山銅像雕像工程,簽約時的貨款是舊台幣,而完工後所得到的卻是幣值改革後的新台幣,只能拿到區區幾塊錢的酬勞,後經民眾捐款,方不致傾家蕩產。
新舊幣的兌換,在「台灣第一位博士──杜聰明」身上,則是意想不到的好結果。1948年底、1949年初,杜聰明以台大醫學院院長身分,短暫代理台灣大學校長,因大學經費缺乏,他向台灣銀行總經理瞿荊洲商借九千萬元應急,日後還款時,幣制已改革,因此是以新台幣還款,獲得了很多差額;日後杜聰明在其《回憶錄》上說:「可稱對本校建設盡一點工作矣。」
至1949年10月底,舊幣回收達4500億元,新舊幣兌換期限至1950年1月14日止,據該月月底統計,未回收的舊台幣達128億餘元,回收之舊幣則銷毀做為造紙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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