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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28日 星期六

《台灣通史》竟全功


1920年4月《台灣通史》預購廣告,發行所「台灣通史社」位於大稻埕建昌後街(今西寧北路、民生西路口至南京西路口路段)的林本源第一房事務所內,但廣告誤植為「台業通史社」。
連橫(雅堂)著述之《台灣通史》原版「洋裝」三冊,上冊於1920年11月5日發行,中冊於同年12月27日問世,下冊於1921 年今日(4月28日)出書,至此全書刊印蕆事。

1906年起,連雅堂始撰《台灣通史》,「每有所得,輒投之篋」,他於早年即收蒐不少「台灣民主國」文件,加以1914年接受主持清史館的趙爾巽延聘為名譽協修,得有機緣盡閱有關台灣建省檔案,對其志於編撰《台灣通史》,助益不少。

12年(1918)後,全書脫稿,共36卷、600餘萬字,上起隋大業元年,下終清光緒21年台灣淪日,凡1,290年,計88篇。在《台灣通史》「凡例」中,連雅堂自述:「作史須有三長,棄取詳略,尤貴得宜。顧台灣前既無史,後之作者又未可知,故此書寧詳毋略,寧取毋捨。」 

《台灣通史》之刊印,能未遭日閥干擾,係因連雅堂敦請前任台灣總督明石元二郎題「溫故知新」,現任台灣總督田健治郎題「名山絕業」,台灣銀行頭取中川白雲題「文獻可徵」,而有「護身符」於書的關係。只是卷四原名「獨立紀」,被改篇名為「過渡紀」。

2018年4月18日 星期三

絕無僅有的鑽石救災獎券

鑽石救災獎券和愛國獎券一樣都是直式,尺寸也相似,圖案設計是典型的「反共抗俄」年代氣氛,台灣這邊,士農工商一齊捧著發出耀眼光芒的大鑽石,大陸那邊,旱災下的飢民,等著接空投物資。
1955年今日(4月18日),「鑽石救災獎券」在總統府前的「三軍球場」開獎。

「鑽石救災獎券」顧名思義獎品都是鑽石,鑽石的來源,為前一年日本歸還侵華戰爭時期在中國掠奪者,總重368.17克拉,共1735顆。

鑽石救災獎券的「救災」,救的是飽受旱災之苦的「中國大陸同胞」,主辦單位是「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獎券由救總委託台灣銀行發行;所得金額除一部分償付交通部沈船價款外,其餘都做為救濟用。兩岸隔絕的年代,救濟方式為空投食米與日用物資,據統計,救總自成立時的1950年至1964年,空投大陸救濟物資共162次,總計投下食米4,648噸、日用品和救災口糧袋47萬4,413包、慰問函1億9,915萬份。高空氣球內除放置救災口糧袋外,還有印有蔣中正總統談話的五彩宣傳單,希望能藉此幫助「苦難的大陸同胞」。

2018年4月11日 星期三

愛國獎券發行

1987年第1169期愛國獎券,圖案為當年10月啟用的兩廳院之一:國家戲劇院,再過兩期,愛國獎券就停止發行了。這張獎券為通用最久的橫式,早年為直式。
1950年今日(4月11日),政府發行第一期愛國獎券。

時值國民政府退守台灣不久,兩岸情勢緊繃,在「反共保民總體戰動員綱要」下,全國人力、物力、財力都被動員,為籌募「戡亂」軍費財政,台灣省政府於1950年1月開始勸募、配募「愛國公債」,各縣市強力動員,報紙也配合刊出「認購愛國公債才能反共抗俄,認購愛國公債才能問心無愧,人人認購愛國公債必能確保台灣」等標語。不過未達預期目標,遂發行「愛國獎券」,抵補財源。

「救國發財,良機莫失」,在高額獎金的誘惑下(特獎1張獎金20萬元、頭獎2張獎金5萬元、貳獎5張獎金2萬元、參獎10張獎金1萬元、肆獎50張獎金1,000 元、伍獎為末兩字相同100張獎金500元、陸獎為末一字相同1,000張獎金150元),愛國獎券的銷售開出紅盤,每張(聯)十條,每張150元、每條15元(形式類似日本時代的彩券),第一期最初發行1萬張,後追加1萬張,共賣出1萬7千多張。而為了推銷愛國公債,期間曾有國校學童被動員「愛國捐獻」用來購賣愛國獎券。

2018年4月1日 星期日

台北市實施町名改正

「大稻埕兒科名醫」李騰嶽開設的「宏仁醫院」於1922年9月刊登的報紙廣告,醫院位在太平町4丁目之8,因為剛改町名不到半年,地址後面特別加註是在「舊朝陽街頭」,這則廣告見證了當年的町名改正。
1922年今日(4月1日),台北市開始實施町名改正,將台灣傳統的「街」,改成日本式的「町」,許多名稱都非常日本化。

當時,台北的街名多沿襲自清代,比如大稻埕的千秋街建昌街(後屬港町,今貴德街)、南街中街中北街(後屬永樂町,今迪化街)、「城內」的石坊街西門街(後屬榮町,今衡陽路)等等,以及日據之後隨著市街發展新出現的街區,比如大正街(1913年底命名,該年為大正2年,象徵進入大正時代,後屬大正町;約現今中山北路、林森北路、長安東路一帶之街廓)。

早在大規模武裝鎮壓原住民的「理蕃總督」佐久間左馬太總督(任期1906~1915)時代,即有主張「內地化主義」者,倡議將台北地名改成日本式,但未獲「尊重舊慣」的佐久間總督同意。

1916年11月,日本舉行立太子(即後來的昭和天皇)禮,台北、台中、台南等地為了慶祝,計畫進行町名改正,因顧慮到與舊慣相違,且許多街名地名有歷史淵源,台北並未實施,台南率先在1919年實施,台中則在1926年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