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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20日 星期日

「台灣新文化啟門人」蔡惠如

「台灣新文化的播種者」蔡惠如,他曾說:「鐵窗修養男兒事,凜烈寒威不怨嗟。

1923年,「治警事件」發生,日閥以違反「治安警察法」罪名,逮捕「台灣議會期成運動」成員,蔡惠如被判禁錮三個月。當他由家鄉清水搭乘火車至台中入獄時,中部地方人士群集車站候送,隨行至台中者且達百餘人。蔡惠如以「意難忘」賦「獄中詞」如下:

芳草連空,又千絲萬縷,一路垂楊,牽愁離故里,壯氣入樊籠,清水驛,滿人叢,握別至台中。老輩青年齊見送,感慰無窮。山高水遠情長,喜民心漸醒,痛苦何妨。松筠堅節操,鐵石鑄心腸,居虎口,自雍容,眠食亦如常,記得當年文信國,千古名揚。

以文天祥不事異族之精神,從事台灣民族運動的「祖國派」人物──蔡惠如於1929年今日(5月20日),因腦溢血以49歲英年,卒於台北。這位「頗具東方事豪傑風格」的人物,有「台灣新文化的啟門人」、「台灣民族運動的鋪路人」之稱。

2018年5月12日 星期六

台北競馬場落成

1935年台北市鳥瞰圖中的台北競馬場,上方藍色線條為台北鐵道新店線,最上方的建物群為台北帝國大學(今台灣大學)。
1934年今日(5月12日),台北競馬場(賽馬場)舉行落成典禮。

日本時代的賽馬活動最早出現在1915年台北江瀕街埋立地(今青年公園)舉行的「大正競馬會」,共有24匹馬在7天的比賽中競賽,此次活動以喚起國民的愛馬心為宗旨,因此台北市內中、小學校和公學校有數百名學生到場觀看,其他觀眾以日本人為主,須購票入場。

這次賽馬活動雖是台灣第一次,但並非可以讓觀眾投注(投票)派彩的賽馬。1923年,日人引進在日本騎師與退役的賽馬,在全台各地巡迴演出,至台北時,「台北武德會馬術部」的十匹馬亦參與,並以賽馬的形式出場。

1928年11月24日,台北武德會馬術部在圓山運動場的馬場舉行台灣第一次可下注的賽馬,據報導在這「天高馬肥」之秋,92頭來自台灣南北的馬同場較勁,一天約舉行13場。觀眾須購買「投票券」入場,一票50錢(後來陸續調漲),總計售出6650票。每場開賽前30分鐘,觀眾可從穿著紅、綠、黃、粉紅、紫5種不同顏色騎裝的騎士和馬匹中挑選中意者,再到投票所依顏色投注。所選的馬一旦得勝,便可得到5元以下的商品券,於現場兌換,學生和未成年者不得投票。

1930年,台北第二次舉辦賽馬,由「台北馬事協會」主辦,場地在練兵場(今青年公園),此後都由同單位(至1938年移管「台北州畜産組合聯合會」為止)在同場地舉辦,直到台北競馬場啟用。

2018年5月7日 星期一

淡水河畔的德國生物學家

感謝朋友們熱誠來聽莊協發春季講座,55日場圓滿落幕,我們秋季講座再見。55日講題「大稻埕風雲人物」提到了紹達,這位在大稻埕生活了30餘年的德國生物學家病逝於1943年今日(57日),茲依據《活!該如此──莊永明七十自述》與日本時代報刊資料,彙整其生平如下。

紹達肖像,銀髮、白髯、黑鬚,體格魁偉。

1860年代,台灣開始接納外籍商人、外國傳教士;1885年,台灣建省,巡撫劉銘傳著手規畫大稻埕成「台北港」,期望藉著淡水河的河航之利,將大稻埕河岸建設成輸出、入口的集散中心,於是他以類似現今BOT案的方式,邀由李春生與林維源投資闢建「外人街」。

彼時,五大洋行已在大稻埕設立了跨國分公司,怡和、德記、美時、義和、新華利都設在千秋、建昌街,也就是日據後更名的港町,難怪此充滿「異人」情調的地區,被稱為「洋人街」。

洋人街除了洋行外,還有外交使節進駐的處所,美國公使館、丹麥公使館、義大利公使館、荷蘭公使館、德意志公使館聚集此處,大稻埕受歐風美雨洗禮,自有其因。到了日本時代,大稻埕和淡水、打狗(高雄舊名)、安平等港市被劃為「外國人雜居地」。

大稻埕洋人,除了做生意的「國際商人」,也有「文化人」在此居留過,有一位德國人紹達(Hans Sauter,亦稱漢斯‧紹特,或澤達),我聽音樂家呂泉生和文獻家廖漢臣談過他和家屬在大稻埕的故事。

紹達是位生物學家,1871年出生於德國巴伐利亞抵區,畢業於慕尼黑大學,又於チューピーニエン大學專攻動物遺傳學。1902年31歲時,首度來台採集半翅類昆蟲標本,當時在安平待了半年。翌年至日本,擔任高校教師,後與日人結婚,任職於英商德記洋行。

1905年,紹達二度來台,因工作關係,居住於德記洋行設有分行的打狗、安平。工作餘暇,紹達足跡遍布中南部各地,雇用日人或台人協助採集昆蟲標本,他將標本寄回歐洲各博物館或賣給收藏家,且陸續發表將近300篇論文於歐洲各專業雜誌。

紹達在台灣所採集的生物標本,而今還典藏在德國博物館;台灣駐德的某位新聞官,曾在博物館發現到「寶島蝴蝶」,十分驚奇,返台時,曾打電話向我尋問紹達其人其事,因為我曾寫過他的軼事短文。

1912年,紹達遷居台北,落腳大稻埕。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一方面他無法寄送昆蟲標本,一方面英、德敵對,遂被德記洋行解雇,生活陷入困境,再加上日本也加入敵對德國的陣營,他的一舉一動被日本人監視,採集宣告中斷。

2018年5月4日 星期五

指導農民運動的日籍律師

 1928年農組第2次全台大會紀念照(局部),上為古屋貞雄,下為農組領導人──簡吉,取自「漫漫牛車路──簡吉與台灣農民組合運動」紀念特展專刊。(陳璧月提供)

1925年「二林事件」爆發,日警大肆逮捕蔗農,一審、二審分別於1926、1927年舉行,「日本勞働農民黨」(以下簡稱勞農黨)派遣麻生久、布施辰治律師兩度來台,為涉案人辯護,同時在各地巡迴演講,二審結束不久,勞農黨應「台灣農民組合」之邀,派遣幹部古屋貞雄辯護士(律師)來台聲援台灣農民運動,於1927年今日(5月4日)抵台。

古屋貞雄在台停留20天期間,除了幫助農民打官司外,還在全台25個地方巡迴演講,雖時間短暫,行程緊湊,但卻有深刻的感懷。他搭乘吉野丸(近海郵船會社之商船,1925年啟航,係與蓬萊丸競爭之商船)返日前,一位負責跟監他的刑警,與他有如下的一番對對話:

刑警:先生來台二十天,有何感想?

古屋:你不要問我的感想較好,我的感想,換句話說,就是攻擊你們的話,罵你們不會辦事。

刑警:沒有關係,我們想拜聽先生的高見。

古屋:第一,我一到基隆,就感覺到像進入四面密封的箱子內,無所不受壓迫,事事都要許可,這可是台灣特有的事。

2018年4月28日 星期六

《台灣通史》竟全功


1920年4月《台灣通史》預購廣告,發行所「台灣通史社」位於大稻埕建昌後街(今西寧北路、民生西路口至南京西路口路段)的林本源第一房事務所內,但廣告誤植為「台業通史社」。
連橫(雅堂)著述之《台灣通史》原版「洋裝」三冊,上冊於1920年11月5日發行,中冊於同年12月27日問世,下冊於1921 年今日(4月28日)出書,至此全書刊印蕆事。

1906年起,連雅堂始撰《台灣通史》,「每有所得,輒投之篋」,他於早年即收蒐不少「台灣民主國」文件,加以1914年接受主持清史館的趙爾巽延聘為名譽協修,得有機緣盡閱有關台灣建省檔案,對其志於編撰《台灣通史》,助益不少。

12年(1918)後,全書脫稿,共36卷、600餘萬字,上起隋大業元年,下終清光緒21年台灣淪日,凡1,290年,計88篇。在《台灣通史》「凡例」中,連雅堂自述:「作史須有三長,棄取詳略,尤貴得宜。顧台灣前既無史,後之作者又未可知,故此書寧詳毋略,寧取毋捨。」 

《台灣通史》之刊印,能未遭日閥干擾,係因連雅堂敦請前任台灣總督明石元二郎題「溫故知新」,現任台灣總督田健治郎題「名山絕業」,台灣銀行頭取中川白雲題「文獻可徵」,而有「護身符」於書的關係。只是卷四原名「獨立紀」,被改篇名為「過渡紀」。

2018年4月18日 星期三

絕無僅有的鑽石救災獎券

鑽石救災獎券和愛國獎券一樣都是直式,尺寸也相似,圖案設計是典型的「反共抗俄」年代氣氛,台灣這邊,士農工商一齊捧著發出耀眼光芒的大鑽石,大陸那邊,旱災下的飢民,等著接空投物資。
1955年今日(4月18日),「鑽石救災獎券」在總統府前的「三軍球場」開獎。

「鑽石救災獎券」顧名思義獎品都是鑽石,鑽石的來源,為前一年日本歸還侵華戰爭時期在中國掠奪者,總重368.17克拉,共1735顆。

鑽石救災獎券的「救災」,救的是飽受旱災之苦的「中國大陸同胞」,主辦單位是「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獎券由救總委託台灣銀行發行;所得金額除一部分償付交通部沈船價款外,其餘都做為救濟用。兩岸隔絕的年代,救濟方式為空投食米與日用物資,據統計,救總自成立時的1950年至1964年,空投大陸救濟物資共162次,總計投下食米4,648噸、日用品和救災口糧袋47萬4,413包、慰問函1億9,915萬份。高空氣球內除放置救災口糧袋外,還有印有蔣中正總統談話的五彩宣傳單,希望能藉此幫助「苦難的大陸同胞」。

2018年4月11日 星期三

愛國獎券發行

1987年第1169期愛國獎券,圖案為當年10月啟用的兩廳院之一:國家戲劇院,再過兩期,愛國獎券就停止發行了。這張獎券為通用最久的橫式,早年為直式。
1950年今日(4月11日),政府發行第一期愛國獎券。

時值國民政府退守台灣不久,兩岸情勢緊繃,在「反共保民總體戰動員綱要」下,全國人力、物力、財力都被動員,為籌募「戡亂」軍費財政,台灣省政府於1950年1月開始勸募、配募「愛國公債」,各縣市強力動員,報紙也配合刊出「認購愛國公債才能反共抗俄,認購愛國公債才能問心無愧,人人認購愛國公債必能確保台灣」等標語。不過未達預期目標,遂發行「愛國獎券」,抵補財源。

「救國發財,良機莫失」,在高額獎金的誘惑下(特獎1張獎金20萬元、頭獎2張獎金5萬元、貳獎5張獎金2萬元、參獎10張獎金1萬元、肆獎50張獎金1,000 元、伍獎為末兩字相同100張獎金500元、陸獎為末一字相同1,000張獎金150元),愛國獎券的銷售開出紅盤,每張(聯)十條,每張150元、每條15元(形式類似日本時代的彩券),第一期最初發行1萬張,後追加1萬張,共賣出1萬7千多張。而為了推銷愛國公債,期間曾有國校學童被動員「愛國捐獻」用來購賣愛國獎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