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南書街 追憶書香（2）

 

重慶南路是昔日的「閱兵大道」，圖為國慶閱兵隊伍行經重慶南路，右後方隱約可見台灣中華書局的招牌。

重南書街雙號的第一家店是一段14號台灣書店，係接收日本人的台灣書籍株式會社，於1945年成立，隸屬台灣省教育廳，發行國民小學的課本；1964年編印的「中華兒童叢書」，超過五百餘種。早期這套叢書，由聯合國世界兒童基金會贊助，而後，由教育廳繼續編輯出版，選題多元，有童謠、童話、民間故事、歷史故事、科技知識，可以說是小學生最佳課外讀物，更可貴的是還出版了《中華兒童百科全書》。

台灣書店因係「省營」書局，1998年廢省後，於2003年走入了歷史，但是所成立的「兒童讀物編輯」小組（後改稱「兒童讀物出版部」）編輯的《中華兒童叢書》，在台灣出版業仍占了一席之地。

台灣書店對面的單數九號是眾文圖書公司，出版過吳瀛濤《台灣民俗》，這本書和他的另一本著作《台灣諺語》，是了解台灣風土民情的入門書。眾文還付梓不少有關研究台灣風俗的書籍，如片岡巖《台灣風俗誌》、鈴木清一郎《台灣舊慣習俗信仰》等翻譯作品。那個年代，「台灣學」還被遮遮掩掩，台灣歷史給人有禁忌之感，碰不得的情況下，對《台灣民俗》、《台灣諺語》等有特殊偏好的感覺。

37號的商務，是最早在戰後渡海來台成立的五家出版事業之一，由於本店還在上海，所以用「台灣商務印書館」予以區隔。苦讀出身，無傲人學歷的王雲五，因為是政治大學博士生指導教授，引領「政大幫」的人，推動台灣商務業務以「出版好書、輔助教育、發揚經典、提倡新知」，為出版界樹立風範。

60號，之前是啟明書局。1950年代開始出版一系列「新文藝文庫」，作者群是中國五四運動時代的名家，如朱自清、徐志摩、謝六逸、郁達夫、廬隱、劉大白、落華生（ 亦作「落花生」， 許地山筆名）等人。

啟明版的徐志摩文集，共有11冊，每冊定價5元，如《翡冷翠的一夜》、《再別康橋》、《北戴河的幻想》、《天目山中筆記》等等。朱自清文集有《蹤跡》、《毀滅》、《詩與感覺》等，每冊的廣告詞，必有「中學生必讀的模範文」。

讀過〈背影〉這篇課文的人，感動之餘，自然會到啟明書局找朱大師的其他作品，而沉迷於他筆下用字遣詞的語句聲調。

啟明還推出多冊的世界短篇小說名著，每本定價6元，所精選的98篇作品，計國別35國，作家95人，有哈代《娛妻記》、曼殊斐爾《理想的家庭》、都德《最後一課》、紀德《田園交響曲》、史特林堡《愛情的麵包》等等，譯者都是一時之選，包括胡適、徐志摩、黎烈文、夏心容、曾虛白等人，顯然是大陸的版本，在台灣重新排版出版。

啟明書局是老字號書店最早關門的一家，消失於重南書街，令人惋惜。重慶南路一段和沅陵街口有中華書局，1912年創立於上海，來台後改稱「台灣中華書局」。

台灣中華書局的招牌出版品除了前述的《辭海》外，《古今圖書集成》和點校本的《二十四史》、《清史稿》都是大手筆的出版品。

台灣中華書局會從重南書街消失，可能是投資《大英百科全書》的譯本出版，鉅資買了版權，還在進行翻譯工程時，竟有海盜版的《大不列顛百科全書》搶先出版，以低價奪市場先機，使得中華書局血本無歸；第二代雖將書局店面改為「傳記之家」，力圖東山再起，可惜已時不我與了。

99號的世界書局，也是上海的老書店，成立於1916年，台灣開店後，自50年代起系統化整理傳統經典古籍，出版中國學術名著、古典通俗小說，曾創下「間日出書一冊」，連續三年的難得紀錄；《永樂大典》、《四庫全書薈要》是代表出版品，投注的人力、財力不尠。

世界書局出版的莎士比亞劇本譯本，是初涉西洋文學的莘莘學子競讀的版本，翻譯者朱生豪在序言上引用卡萊爾的名言:「吾人寧失百印度，不失一莎士比亞。」朱生豪的序言寫於1944年4月，可知是大陸版本，後來文星、遠東也陸續出了好幾部莎翁作品中文版，但是普及率並沒有超過朱生豪早年譯本。

正中書局的地址，是重慶南路與衡陽路交叉的路口，位置極佳，未改建前，是一棟古典有圓錐頂的街屋。

中國國民黨黨營事業的正中書局，1931年10月10日創立於南京，創建者陳立夫，他以「宣揚三民主義，樹立全民的正確思想與觀念，必須建立全國性文化出版事業」，取名正中，是「不曲為正，不偏曰中」，立意在不偏左右，無過不及。初以編印各級學校教科書與大學各科用書為主。

正中書局於1949年隨國民政府遷台；之後，正中在香港、日本、泰國等地成立分局。黨營事業的關係，1950、60年代出版多冊反共劇本，1980年代亦有自強愛國叢書出版，深入校園；2003年，國民黨將股份售出。

重慶南路一段61號的三民書局，很容易令人誤以為書局之名與「宣揚三民主義」有關，其實，是三個股東自稱為「小民」，合資、合力而創辦的「三個小民的書店」。
創立於1953年的三民書局，創始店設在衡陽路46號，三遷之後，1965年在重慶南路蓋了三民大樓，新的門市部成了重慶書街的後起之秀。

三民書局出版的「三民文庫」、「三民叢書」，甚獲佳評，也製作《大辭典》等多種工具書；創辦的三個小民，雖無繼續共同撐起「三民」，但三民書局在重南書街締造了不少典範。三民書局除了本版出版品外，所經銷的出版通路，無論在分類、分級上，都是其他書店所望塵莫及的，門市的成功，自有其管理的方式。不少已經他處難以找到的書，甚或絕版書，三民書局還有供應。

一甲子的三民書局，見證了重南書街的輝煌「前世」，也面臨了「今生」出版界鋪天蓋地的電子書、五花八門的圖文書等挑戰，未來在這條文化街廓，扮演何等角色，值得愛書人關心。

其他重南書街的書店，如黎明、建宏、鼎文、東華、天龍、金石堂⋯⋯各有各的經營模式、營運策略和通路管道，在競爭激烈的書街市集，分奪買書人的錢囊，實不容易。

當然，重南書街不只是在十月慶典中，被戲稱為「政治大道」，主幹道伸延而出的開封街、漢口街、衡陽路，也曾有幾家令人懷念的書店，如虹橋、開明、新陸等等。

三省堂和鴻儒堂是以引進日文書籍為主，不少消費者都是受過日本時代教育的中、老年人。三省堂歇業較早，老闆曾在白色恐怖年代，被多次約談，因為進口日本書刊，有「匪情」報導；有時則是因為忘了在進口雜誌的中共元首臉上蓋上「╳」字圖像，被認為是為匪宣傳。

鴻儒堂書局在1936年（昭和11年）創立；原本只做進口日文書刊。1975年成立鴻儒堂出版社，出版日語教材書，書局仍在漢口街近重南書街的二樓。

「虛無、失落、存在」思想，迴旋在青年人腦中的年代，位於衡陽路15號的文星書局，是引領風騷的出版業者。

1957年創刊的《文星雜誌》，創刊號以海明威做封面人物，以「不按牌理出牌」在貧弱的人文雜誌中，一「本」獨秀，尤其是李敖進入文星書局後，更造成了「文星熱」，中西文化論戰的戰火，炙熱一時。

文星書局於1963年推出第一批文星叢刊，包括梁實秋《秋室雜文》、蔣勻田《民主的理想與實踐》、黎東方《平凡的我》、余光中《左手的謬思》、李敖《傳統下的獨白》⋯⋯等十冊；文星叢刊的成功，幾乎成了以後出版界「除舊佈新」的經營革新指標。

文星書局因李敖而「獨霸」，也因李敖而走入歷史，思想處在政治的罩門之下，文星的「西化」，招來打壓，而不得不從重南書街消失。

金石堂在南區創店，誠品崛起東區，精緻書店的時尚風，令重南書街有了褪色之態，加以電腦資訊鋪天蓋地侵犯之下，書香味淡，重慶南路不少書店紛紛歇業。

重南書街的附近，如館前路，在60、70年代有不少升大專的補習班，而80、90年代後，又多了公職、特考的補習班，某些書局也為了替考生找捷徑，出版了許多的「一考必中」的參考書。為讀書而讀書，去重南書街的人，有式微的現象。

◎本文取自《城內舊事──台北建城130週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