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房牌」廣告火柴盒

 約1960、70年代的遠東紡織「洋房牌」廣告火柴盒（台灣火柴公司承製）。「洋房牌」的商標圖案為獨棟洋房，這個火柴盒下方的英文SKYSCRAPER（摩天大樓），是「亞洲水泥」與遠紡「洋房牌」同名的「洋房牌」水泥商標所添加的，亞泥為遠紡創辦人徐有庠與華僑於1955年投資創設，「洋房牌」水泥於1960年今日（7月21日）應市。

「洋房牌」為1950、60年代遠東紡織公司（今遠東新世紀公司）最知名的品牌，公司原名「遠東織造廠」，和本部落格之前介紹過的「否司脫襯衫」相同，原本都是中國大陸江浙地區的紡織廠，1949年因台海兩岸局勢鉅變而遷台，設廠於台北縣板橋鎮（今新北市板橋區），初期推出與大陸時期同名的「洋房牌」棉毛衫、汗衫、拉鍊衫以及「吉普牌」衛生衫、汗背心、圓領衫等。

後來陸續添購設備，成為台灣第一家從棉花（自美國進口）、紡紗、織布到成品一貫作業的紡織廠，其中，「阿里山」牌棉紗銷路拓展至國外，是台灣第一家外銷棉紗的紡織業者。

火柴專賣

左圖：1901年，台北艋舺（今萬華）的周集泰火柴廠開業廣告，因為品質及原料問題，於數年後停業。右圖：1942年火柴專賣實施後的火柴盒種類，左邊、右下為「新高」，包括家庭用大包裝（一盒1,400支、34錢）與小包裝（一盒90支、3錢），圖案為雄偉的新高山（玉山），戰爭時期，政策標語無所不在，這裏印的是「節約物資」；右上為古代戰甲圖案的「がぶト」。

1942年今日（7月1日），火柴開始實施專賣，度量衡專賣亦於同年稍早實施。當年，台灣各項專賣的收入已突破一億元。

火柴，台灣俗稱「番仔火」（客語為「番火」）、日文稱「燐寸」，清末即出現台灣，日據之後，世界三大火柴製造國之一的日本，獨占市場，台灣本地火柴廠僅在日據初期曇花一現（參見上圖），技術上無法與之競爭，因此始終都是日本製火柴的天下。

1937年，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為支應龐大戰費，新增各種名目的戰爭特別稅，其中，做為生活必需品的火柴於1938年開始徵收火柴稅。隨著戰局日益緊繃，許多生活物資逐年改為配給制，1940年，火柴實施配給制。

「臨海道路」通車

1930年代「臨海道路」石硿子大理石隧道的山海景緻，後方的巴士為「東海自動車會社」所有，該公司為台北、花蓮港的日籍商人合資設立，長期壟斷臨海道路的路權。

1931年今日（6月26日），蘇澳到花蓮的「臨海道路」通車。

這條號稱「絕壁三十一里」的道路是台灣「前山」通「後山」的孔道，前身為清末1874年日軍攻打南台灣的「牡丹社事件」後，沈葆楨奉派來台「開山撫番」時期所建的「北路」。先後由台澎道夏獻綸、提督羅大春負責督建，從蘇澳到花蓮港開鑿山路，全長33里（清里200里）、路寬5尺至10尺不等，當時在蘇澳的起點設有「開路里程碑」，沿路均設有防衛站，但沈葆楨去職後便荒廢失修。

日本據台之後，為統治及開發之需要，先是鎮壓漢人武裝抗日的「土匪掃蕩」，繼而針對日本人眼中的生蕃——台灣原住民，展開「南撫北討」的「理蕃」政策，居住在高經濟價值樟腦區的北部泰雅族，遭受武力征討。1909、1910年間，日警設置南澳隘勇線、興建宜蘭經蘇澳到南澳的道路，路寬3尺。1914年，日人殘酷鎮壓太魯閣族的「太魯閣之役」結束後，即決定開鑿蘇澳到花蓮港的道路，於1916年6月1日動工，先從蘇澳這端開始興建，之後則南北兩端同時進行。

來自1946年6月的一張明信片

井上伊之助寄給杜聰明的明信片正面，信件內容談到瘧疾疫症續發以及預防、診療等事務。

這是一張戰後初年的明信片，因為郵戳模糊，放大辨認，可以得知是1946年6月。彼時，日本已戰敗，台灣已光復，這張明信片左上角所貼的郵票，雖是方寸之物，但卻是一個「大時代」的產物。

這枚5錢郵票，是大東亞戰爭末期，日據下的台灣所使用的低值郵票，因日本戰敗投降，接收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為使郵政繼續運作，乃將「大日本帝國郵便」的殘存庫房郵票，一律在票面上加印「中華民國台灣省」發行使用。

明信片寄出地點是宜蘭的天送埤，而寄達的地方是台北市東門路。東門路、天送埤，是「改朝換代」後，曾存在一時的地名，而今已成記憶痕跡。

台鐵「觀光號」啟用

1963年「觀光號」加裝冷氣，空調承造商特別在報紙刊登廣告，祝賀此一創舉。

1961年今日（6月18日），當代「台灣鐵路史上最高級列車」的「觀光號」開始營運。

「觀光號」的名稱，和之後具有濃厚政治意涵的光華號、莒光號、自強號，明顯不同，這應該與當時觀光事業在台灣經濟發展上日漸重要有關，畢竟長久以來鐵路運輸是觀光旅遊的「主動脈」。觀光號啟用前幾個月，台鐵為了配合發展觀光事業，在台北、台中、彰化、嘉義、高雄等大站設立觀光服務中心 ，並調派對號快車的「快車小姐」駐點服務。

觀光號火車頭的列車標誌，非常特別，大圓牌上面有「觀光號」三個紅色大字，下面是台灣省地圖和法文Bienvenue（「歡迎」之意），可說是推動觀光的象徵。

台北大轟炸

約1920年代初期的台北「城內」空照圖，圖上標示的Taihoku（日語的台北）Park，即今二二八和平公園，戰爭時期，公園內挖了許多防空洞，1945年5月31日台北大轟炸時，公園內落彈嚴重，彈坑累累。本圖藍圈標示之1台灣總督府、4台北第一高女、5台北醫院、台北帝大醫專部，均受創嚴重；紅圈標示之2總督府圖書館與台灣電力株式會社、3總務長官官邸，則遭炸毀，消逝於歷史的硝煙之中。

1945年今日（5月31日），一百多架美軍B-24轟炸機在台北市區猛烈轟炸，重創台灣統治中樞的台北「城內」區。

「盟軍轟炸，驚天動地」，從光復初期流傳的「五天五地」第一句，可見日據末戰爭時期美軍瘋狂濫炸台灣的程度。當時，同盟國空軍對台灣逐步採取「區域性轟炸」，除了對有形建物或軍事設施造成損害外，更打擊無形的民心與士氣，1945年1月起，台灣便籠罩在美國飛機密集空襲行動之下，各地機場、港口、車站及重要工廠設施皆受創嚴重。

台北市區自1945年3月起，不時遭受美機轟炸，除了白天的空襲，後來還每晚數次飛臨台北上空或投彈或威嚇飛行，時稱「定期便」（引自黃稱奇《撐旗的時代》）。

北師「弱者之末路事件」

日本時代台北風景明信片中的台北第一師範校舍，遠方高塔為台灣總督府（今總統府），右邊的城門（藍色圓圈標示處）是南門。

1922年，日閥頒布「新教育令」，撤銷原日本人、台灣人不同的教育系統，初等教育規定日本學童就讀的「小學校」，開始招收原先只能進「公學校」的台灣學童，不過要常用日語家庭的子弟，才有資格。而中等以上學校推行日本學生、台灣學生的「共學制」。田健治郎總督沾沾自喜說：「對於教育，現在已不再有日人台人及番人之差別，完全撤銷種族的畛域，誠為本島教育界未曾有之革新。」

雖云：「共學」，但由於日籍老師不能一視同仁以及日籍學生的優越感，使台灣籍學生動輒得咎，而致有「弱者之末路」這種「仗勢凌人」的事件。

1927年今日（5月17日），御用報紙《台灣日日新報》刊載了所謂的「台北師範本島生暴行事件」，指出台北師範的台灣籍學生因受到「台中一中同盟罷課事件」影響，也有「不穩行動」，應該要嚴重處分。

事件的真象，卻是如此，實行共學制度的台北師範學校（今台北市立大學），於1927年5月增設「第二師範」（今國立台北教育大學），便將台灣籍學生搬離設備完善的「第一師範」校舍，而遷入「萬事草創、設備不周」的新校舍，當然大家為此憤怒不平。然而校方既如此指令，不搬也得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