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1946年6月的一張明信片

井上伊之助寄給杜聰明的明信片正面，信件內容談到瘧疾疫症續發以及預防、診療等事務。

這是一張戰後初年的明信片，因為郵戳模糊，放大辨認，可以得知是1946年6月。彼時，日本已戰敗，台灣已光復，這張明信片左上角所貼的郵票，雖是方寸之物，但卻是一個「大時代」的產物。

這枚5錢郵票，是大東亞戰爭末期，日據下的台灣所使用的低值郵票，因日本戰敗投降，接收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為使郵政繼續運作，乃將「大日本帝國郵便」的殘存庫房郵票，一律在票面上加印「中華民國台灣省」發行使用。

明信片寄出地點是宜蘭的天送埤，而寄達的地方是台北市東門路。東門路、天送埤，是「改朝換代」後，曾存在一時的地名，而今已成記憶痕跡。

東門町，為1922年台北市實施町名改正時所取的町名，即台北城景福門一帶，1899 年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創校時，那一帶才開始逐漸繁盛。醫學校經過多次轉型、擴編，才成為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即今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前身。

寄信的地點──天送埤，依陳正祥所編《台灣地名手冊》，曾以「村落」註解。

收件人為杜聰明（筆誤為杜總明），他是台灣第一位博士，也是第一位醫學博士。以他的聲望，被南京教育部派任為「教育部台灣區教育復員輔導委員會委員」。當時政權移轉下，接收工作千頭萬緒，也因此弊端叢生，而杜聰明負責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與醫院接收，還算順遂。

寄信人為井上伊之助，當時正等待遣返回日本，畢竟他是戰敗國的國民。

我們無法知道井上伊之助與杜聰明的交情，但做為一個原住民部落的醫師，而且曾是「蕃地唯一的醫師」，在離開他所奉獻的台灣前，留下一紙真跡，有其可貴之處。

井上伊之助，與原住民一起生活了30餘年，可稱之為「正港台灣人」。泰雅族人稱他的名是「德密嫩•馬豆夫」，意思是「上帝在編織」，編織是泰雅族的重要工藝，也是族人的生活用器，顯然泰雅族給這個「外族人」做此敬詞，是多崇高的尊稱。

1911年，井上伊之助來台，當年日本殖民政府因執行「理蕃政策」，對「北蕃」泰雅族進行掃蕩，泰雅族人激烈反抗，造成「討蕃隊」嚴重傷亡。該年12月，井上伊之助申領到新竹廳發給的派令，隻身進入「蕃界」。

一個不到20歲的青年，為何要、而且敢於深入完全陌生的原住民居地？

原來，井上伊之助的父親在1906年的台灣花蓮附近，被原住民「出草」。翌年，井上伊之助完成聖書學院學業後，開始傳教，他抱著以教化「生蕃」，來替代「為父報仇」的決心，渡海來台。身為虔誠基督教徒，他深知「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甚而「以血止血」，絕非「報仇之道」，散布神的愛，感化原住民，是他選擇為父報仇的方式。

於是，他深入「敵營」，以診療器代替刀槍，開始在番人療養所工作。他的醫師素養，雖僅是在伊豆仁田的寶血堂醫院實習，但是他進入原住民地區之後，隨著診療原住民疾病的實際經驗累積，培養了實力，成了原民部落尚未設置「公醫」、也缺乏正式醫療設施時「蕃地唯一的醫師」。

井上伊之助在原住民傳統部落的木板小屋，度過30幾年寒暑，以醫療和傳道，解除原住民的病痛，感化原住民的心靈，達到他「為父報仇」的目的。

這位人道主義者，留在台灣的義行，知者不多，他被遣返前留下了這枚親筆的明信片，自有其文獻上的意義。

◎本文取自莊永明〈「上帝在編織」親筆信函〉，《台北文獻》2017年6月第200期、《台灣醫療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