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話詩的「曙光」

1931年1月1日《台灣新民報》「曙光」欄刊出了賴和（筆名「甫三」）的「農民謠」，道盡了日本時代台灣農民生存處境的艱辛與悲哀。同個版面上，亦刊載了「台灣第一次西洋音樂比賽的推動者」李金土為這首農民詩所譜的曲。

1930年今日（8月2日），《台灣民報》發行第324號，開始增闢「曙光」（新詩壇）專欄，專門刊載新詩（白話詩）作品。

「白話詩」是「白話文運動」下，必然萌生的文學枝芽，而「台灣白話詩」的興起，不僅是對「古典詩」的反抗，而且也是基於對舊詩人瞞心昧己作風的不滿。

1923年5月22日，追風（謝春木）以日文寫了「詩的模仿」為四首短篇白話詩（讚美番王、煤炭頌、戀愛將茁壯、花開之前），後發表於1924年4月10日出版的《台灣》雜誌第5年第1號，是為「台灣新文學」的第一首發表在雜誌上的新詩。

日本時代詩社的成立，原是一些在異族統治下的文士，為保存大漢民族文化於不墜，以「無淚可揮惟說詩」的心境，群起結社，各地紛紛響應。

留學生的文化演講

1920年代非武裝抗日運動時期，先覺者的「文化演講」處處受歡迎，圖為1925年「台灣文化協會」演講團合影，文協的演講舉辦次數最多，而在東京就學的台灣學生，也積極的利用暑休返台，舉辦演講活動。

「演講會在文化協會的活動中是最值得重視的問題；台灣的缺陷，是群眾的知識水準低落，以書刊啓蒙，恐難發生作用，所謂之文化協會，卻欲藉文化演講來達成目的，亦非過言……。」

《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對「文化演講」的「喚起民眾」功效，做了以上的記載；台灣文化協會的「文化演講會」和「東京台灣青年會」的「文化講演（日文「講演」，即演講之意）團」，是以言語啓蒙民智，對民族運動從下扎根的工作，貢獻匪淺。

1923年5月20日，「東京台灣青年會」舉行例會，決議組織「文化演講團」，利用暑假返鄉，巡迴全島，舉辦講座，展開啓迪民智運動。7月15日，正式組團，公推吳三連為團長，其他團員有呂靈石、黃周、謝春木、林仲輝、郭國基等人。翌日，由神戶搭乘班輪返鄉。

1923年今日（7月23日），他們選擇在彰化初試啼聲，反應良好，留學生文化演講活動的成功，在於「他們有一種清新的氣度，更使人為之嚮往。」

北師「弱者之末路事件」

日本時代台北風景明信片中的台北第一師範校舍，遠方高塔為台灣總督府（今總統府），右邊的城門（藍色圓圈標示處）是南門。

1922年，日閥頒布「新教育令」，撤銷原日本人、台灣人不同的教育系統，初等教育規定日本學童就讀的「小學校」，開始招收原先只能進「公學校」的台灣學童，不過要常用日語家庭的子弟，才有資格。而中等以上學校推行日本學生、台灣學生的「共學制」。田健治郎總督沾沾自喜說：「對於教育，現在已不再有日人台人及番人之差別，完全撤銷種族的畛域，誠為本島教育界未曾有之革新。」

雖云：「共學」，但由於日籍老師不能一視同仁以及日籍學生的優越感，使台灣籍學生動輒得咎，而致有「弱者之末路」這種「仗勢凌人」的事件。

1927年今日（5月17日），御用報紙《台灣日日新報》刊載了所謂的「台北師範本島生暴行事件」，指出台北師範的台灣籍學生因受到「台中一中同盟罷課事件」影響，也有「不穩行動」，應該要嚴重處分。

事件的真象，卻是如此，實行共學制度的台北師範學校（今台北市立大學），於1927年5月增設「第二師範」（今國立台北教育大學），便將台灣籍學生搬離設備完善的「第一師範」校舍，而遷入「萬事草創、設備不周」的新校舍，當然大家為此憤怒不平。然而校方既如此指令，不搬也得搬。

台灣觀光事業之父：游彌堅

游彌堅在戰後初期政壇上是炙手可熱的人物，晚年多從事社會公益活動，觀光事業就是其中一項。左圖為1957年「台灣觀光協會」發行的三尺四寸高、二尺三寸寬的台灣第一張大型觀光海報「Fly to Taipei」。

1971年今日（12月12日），光復後台北市第二任市長、「台灣觀光事業之父」──游彌堅病逝於台北，享年75歲。

游彌堅，原名柏，1897年出生於台北內湖農家，1918年於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畢業後，擔任5年小學教師。為求充實自己，於1924年負笈東瀛，於東京日本大學攻讀經濟，1927年畢業返鄉。不久，即潛赴北平，為免累及家人，從此不用本名，改以「游彌堅」，並以祖籍福建詔安為籍貫，以逃避日本特務耳目。後轉赴南京擔任三民中學英文教師，偶識蔣百里，替這位名軍事家整理校訂著作文稿。

1931年，九一八事件發生，日軍占領東三省，國際聯盟組團至中國調查此事件，游彌堅襄佐顧維鈞蒐集日閥侵華事證資料，向世人控訴日軍侵略暴行。後來，他隨顧維鈞赴歐，擔任駐法使館祕書，並進入巴黎大學進修。1934年返回中國，在財經及教育界服務。1941年，「台灣革命同盟」在重慶成立，敦促中央堅決收復台灣，游彌堅被推舉為該同盟常務委員。

1945年，台灣光復，游彌堅以台灣區財政金融特派員身分返台接收，回到闊別18年的鄉土，家鄉父老為他舉行盛大歡迎會。1946年，接任黃朝琴之職，成為台北市改制前第二任官派市長，兩人都是俗稱的「半山」，亦即有「中國經驗」的台灣人。游彌堅接任台北市長時，距離台灣光復僅4個月，飽受戰禍的台北市百廢待舉自不待言，他肩起重擔，苦心籌策，使台北市逐漸復建起來。

「台灣第一公民」林獻堂

「台灣文化協會」在1927年發生裂痕，右派抗爭、左派奪權的局面下，身為和事佬的林獻堂有意擺脫此「混局」，乃與兩子攀龍、猶龍作環球旅遊，以遂早年之願，履印英、法、義、德、丹麥、荷、比、西、瑞士、美等國。一年的行旅，林獻堂細心考察歐美各國政治、經濟、文化，紀錄觀感，完成《環球遊記》，發表於《台灣新民報》，連載 共152 回。圖為林獻堂父子在萊茵河畔留影。

埋頭人不見，豈是為逃名；

祇恐渾荊棘，徒傷雪玉清。……林獻堂「菜頭」詩

去國七載，林獻堂曾傷感悲懷寫下：「異國江山堪小住，故園花草有誰憐」的詩句，這位晚境孤寂的老人於1956年今日（9月8日），在日本東京都杉並區久我山寓所抑鬱辭世。享年76歲。

林獻堂名朝琛，號灌園，以字行，1881年11月1日出生於阿罩霧庄（今台中縣霧峰鄉），父允卿，舉人出身，官至道台：他7歲啟蒙，一直潛心舊學，可說是儒家思想所薰陶的人物。
20歲，這位「阿罩霧三少爺」就成為家族「代言人」，日人雖有意拉攏他，但林獻堂總虛與委蛇；1907年，他旅日時，得晤梁啟超，聽了任公一番諍言，而啟迪其「非武裝抗日」的思想。

「台灣新文化啟門人」蔡惠如

「台灣新文化的播種者」蔡惠如，他曾說：「鐵窗修養男兒事，凜烈寒威不怨嗟。」

1923年，「治警事件」發生，日閥以違反「治安警察法」罪名，逮捕「台灣議會期成運動」成員，蔡惠如被判禁錮三個月。當他由家鄉清水搭乘火車至台中入獄時，中部地方人士群集車站候送，隨行至台中者且達百餘人。蔡惠如以「意難忘」賦「獄中詞」如下：

芳草連空，又千絲萬縷，一路垂楊，牽愁離故里，壯氣入樊籠，清水驛，滿人叢，握別至台中。老輩青年齊見送，感慰無窮。山高水遠情長，喜民心漸醒，痛苦何妨。松筠堅節操，鐵石鑄心腸，居虎口，自雍容，眠食亦如常，記得當年文信國，千古名揚。

以文天祥不事異族之精神，從事台灣民族運動的「祖國派」人物──蔡惠如於1929年今日（5月20日），因腦溢血以49歲英年，卒於台北。這位「頗具東方事豪傑風格」的人物，有「台灣新文化的啟門人」、「台灣民族運動的鋪路人」之稱。

指導農民運動的日籍律師

 1928年農組第2次全台大會紀念照（局部），上為古屋貞雄，下為農組領導人──簡吉，取自「漫漫牛車路──簡吉與台灣農民組合運動」紀念特展專刊。（陳璧月提供）

1925年「二林事件」爆發，日警大肆逮捕蔗農，一審、二審分別於1926、1927年舉行，「日本勞働農民黨」（以下簡稱勞農黨）派遣麻生久、布施辰治律師兩度來台，為涉案人辯護，同時在各地巡迴演講，二審結束不久，勞農黨應「台灣農民組合」之邀，派遣幹部古屋貞雄辯護士（律師）來台聲援台灣農民運動，於1927年今日（5月4日）抵台。

古屋貞雄在台停留20天期間，除了幫助農民打官司外，還在全台25個地方巡迴演講，雖時間短暫，行程緊湊，但卻有深刻的感懷。他搭乘吉野丸（近海郵船會社之商船，1925年啟航，係與蓬萊丸競爭之商船）返日前，一位負責跟監他的刑警，與他有如下的一番對對話：

刑警：先生來台二十天，有何感想？

古屋：你不要問我的感想較好，我的感想，換句話說，就是攻擊你們的話，罵你們不會辦事。

刑警：沒有關係，我們想拜聽先生的高見。

古屋：第一，我一到基隆，就感覺到像進入四面密封的箱子內，無所不受壓迫，事事都要許可，這可是台灣特有的事。

台灣第一次歌壇結社

1930年代台語流行歌曲歌手紀念照，她們是第一代台語流行歌曲歌星，右一為純純小姐，她唱紅了「望春風」、「雨夜花」等名曲。左二為愛愛小姐，兩人曾合唱鄧雨賢譜曲、周添旺作詞的「滿面春風」。

1932年，上海出品的電影「桃花泣血記」來台放映，電影業者首創了「打歌」宣傳的招式，請詹天馬作詞、王雲峰譜曲，這兩位當代知名的「電影辯士」（電影放映時的劇情解說員，是默片時代產生的行業，光復初期尚延續了好一陣子。）合作的電影同名廣告曲，由古倫美亞唱片（Columia；コロムビア）發行，奏出了台語流行歌壇的序曲。

從此唱片開拓了一個嶄新市場，利之所趨，博友樂、泰平、勝利、奧稽……等唱片公司相繼成立，吸引了不少當代精英投效歌壇，比如活躍「台灣新文學」的作家蔡德音、廖漢臣、黃得時、趙櫟馬、陳君玉等人都是當時的作詞家，非武裝抗日運動先覺者──蔡培火、盧丙丁也有作品發表，作曲家如王雲峰、鄧雨賢、姚讚福、蘇桐、陳秋霖等人，俱是一時之選的人物。

聲光電化尚在萌芽的1930年代，台灣流行歌曲很快的匯成風潮，與歌仔戲同為民間娛樂兩大主流，成為最具「草根性」的文化，難怪鍾肇政以「與血脈之流，同其節拍，同其旋律」形容這些「心聲」。

矯正毒癮的更生院

更生院從事鴉片癮者的診療、戒除與輔導就業，同時也訓練出一批看護婦（護士），為台灣護理界增加了不少生力軍，圖為杜聰明（前排右6）主持1932年更生院護士畢業典禮的紀念照。

1930年今日（1月15日），治療鴉片（日文為阿片）癮者的「台灣總督府台北更生院」設立，於中午舉行開院典禮。據統計資料，當時台灣鴉片癮者每百人中有0.5人。

日本是國際鴉片條約的簽署國，在人道基礎上，迅速達成禁止吸食鴉片，是其「義務」，而且也向國際社會表示「當可如期見癮者之絕跡」。然而台灣總督府基於財政收入，在執行鴉片政策上採「鴉片吸食特許」的漸禁政策，而非禁斷。

1928年12月28日，當局以律令第3號公布「台灣新鴉片令」，翌年1月8日再公布「台灣鴉片令施行細則」。同年12月8日，石井警務局長發表新特許方針聲明書，表示：「凡經調查為修正令施行前之癮者，因不得已而吸食者，予以特許。」當時申請新特許吸食鴉片人數，依「台灣民眾黨」統計，人數達25,527人之多。

台灣民眾黨屢次發動「打倒鴉片」演講活動，要求當局強制矯正治療、停止製造、鴉片專賣收入充作撲滅經費，但始終未獲具體回應，遂於1930年1月2日向國際聯盟及日本國內發出控訴鴉片政策的電報。1月15日，總督府乃在中央研究所衛生部麻拉利亞（瘧疾）患者治療所設立臨時鴉片癮者矯正所，即更生院。

台北城下的義賊：廖添丁

2009年莊永明催生之「台灣俠義文化節──廖添丁百年祭」特展現場，展覽由大同區公所、霞海城隍廟、八里廖添丁廟主辦，在大同公民會館展出。這是展覽的動態影偶裝置，由策展人李疾構思、林柳新紀念偶戲博物館設計製作，皮影戲台上是廖添丁與日警的皮影偶，廖添丁手拋腰巾、日警持槍，相距數十公分，在大稻埕街屋的背景上方，不斷旋轉，象徵當年日警追緝廖添丁的情景；皮影戲台，則象徵廖添丁其人其事在布袋戲、歌仔戲、電影等媒介上的傳奇與再現。

1909年今日（11月19日），廖添丁逝世，據日本時代廖添丁戶籍資料記載，他出生於明治16年（1883年）4月15日，於明治42 年（1909 年）11月18日死亡，不過據當年報載，他是11月19日下午在八里被擊斃。

廖添丁出身寒門，父親廖江水，母親王足，設籍地為台中廳大肚上堡秀水庄（今台中區清水區秀水里）。13歲那年，日人據台，那時武裝抗日的潰軍散勇不少隱身民間，其中不乏身懷絕技之人，廖添丁有緣結識這些人，而習得武技。

由於家鄉荒瘠凋蔽，難為生計，他北上闖蕩，流落大稻埕，和一群地痞流氓鬼混，為謀開支，在台北地區四處偷竊財物，成了「橫行台北城下轟動一時，而使日當局無法應付之大竊賊。」（1962 年修「台北市志卷十雜錄叢錄篇第二章「淡北稗海錄」廖添丁小傳」）甚至曾在士林街警察宿舍竊得刀槍子彈等武器，日人稱之為「稀代兇賊」、「飛天梟賊」。

台灣「001」情報員

蔡智堪晚年照，他智取、抄錄「田中奏摺」，大功一件，晚年卻貧病不得志。左圖為1931年《上海時報》報導日本否認此奏摺。

「田中奏摺」揭發人蔡智堪於1955年今日（9月29日）逝世，享年68歲。

日本侵華陰謀藍圖──「田中奏摺」（原稱「田中奏章」），全名為：「對滿蒙積極政策奏章」，乃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兼外務大臣、陸軍大將田中義一於1927年呈獻給裕仁天皇的奏章，其侵略野心昭然若揭書於其上：
  

    欲征服支那（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被我國（日本）征服，其他如中、小亞細亞及印度、南洋等異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服於我，使世界知東亞為我國之東亞，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天皇之遺策，是亦我日本帝國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

這一份深藏於日本皇宮的極機密文件，係由一位台灣志士冒著生命危險，設計潛入深宮抄出，公諸於世。

這位「無名英雄」是苗栗後龍人蔡智堪，生於1888年11月15日（另有說法為11月11日、11月18日），11歲，隨父赴日，22歲入東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研習，早年即加入「同盟會」；袁世凱擅演「洪憲登基」醜劇時，軟禁反對派蔡鍔，蔡將軍設計脫險，逃往日本，假道台灣，返回雲南，蔡智堪奉令回台接應，使蔡將軍歷經艱難，得以安返雲南，高舉「反帝」義旗，護國之役，維護共和，再造民國，蔡智堪是幕後英雄人物。

「台灣乞丐之父」施乾

1927年，「星光演劇研究會」第三回公演紀念照，此次公演是為了籌措愛愛寮經費，後排左1為張維賢，左3為施乾，左5為王井泉，前排左2為周合源，左3為張維賢的弟弟張才（台灣前輩攝影家），左4為大稻埕知名電影「辯士」詹天馬。

1944年今日（8月13日），「台灣乞丐之父」施乾病逝。 

「……我們倘然（若）有解決社會問題的願望者，那麼最先待我們著手的，便是這處在人類中最第一下層的乞丐社會！若實說罷，台灣的乞丐問題，已不是明年、明日的問題了，乃是今日、此刻的問題呀！」 

施乾在其著作《乞丐與社會》提出如此呼籲，而且身體力行，為那些徘徊街頭、餐風露宿的乞丐付出了愛心，收容他們、教育他們，並著書研究如何「不產生乞丐」，施乾的德行善舉，《台灣省通志》〈人物傳〉將之列入獨行傳。

施乾是淡水人，1899年出生。畢業於台北工業講習所（今台北科技大學前身）土木建築科，後分發到台灣總督府殖產局擔任技師，待遇甚佳，而且他年輕有為，親朋對其前途都寄予厚望。

有一年，他奉命調查艋舺地區的乞丐生活現況，對這群生活無依的「乞食」者，惻隱之心油然而生，決心伸出援手，於是辭去總督府的工作，央得家人的幫助，於1923年在台北市「綠町」（今大理街）購買一片荒埔，蓋了一間乞丐收容所──愛愛寮。

台灣第一本中文白話文學雜誌

《人人》雜誌的告別號，這本小刊物的宣言之一，列有「人人是以人人為本位，沒有鶴立雞群的宗旨。」

台灣第一本中文白話文學雜誌──《人人》，創刊於1925年今日（3月11日），創辦人為楊雲萍和江夢筆；這本雜誌的創刊號，不另約稿，十多頁的內容，全由他們二人包辦，江夢筆以「器人」為筆名，楊雲萍則署名「雲萍」，內容如下：

器人：創刊詞；論覺悟是人類上進的機會接線（論說）；車中惱景（新詩）。

雲萍：罪與罪（小說）；女人呀（譯詩，原作太戈爾，即印度詩人泰戈爾）；相片、即興、月兒（新詩）、小鳥兒（散文詩）、吟草集（舊詩）、無題錄（隨筆）、編後記。

《人人》第二期延遲至1925年年底12月31日出版，由於江夢筆去了上海，楊雲萍另邀多人執筆，「內容」雖未擴充，但「陣容」堅強多了：

社會運動的前鋒──王敏川

左：王敏川肖像。右：1925年《台灣民報》第69號封面，右上圓形章為王敏川的專用印章。

1942年今日（9月2日），「抗日民族鬥士」、「社會運動的前鋒」──王敏川逝世，享年56歲。

王敏川，字錫舟，有時單用「錫」字做為筆名。出生於1887年3月22日，彰化郡彰化街北門外人。他出身書香門第，父親王廷陵是「漢學仔仙」（私塾老師），他幼承庭訓，少年時代即漢文鑽研頗深。

1909年21歲時畢業於總督府國語學校（今台北市立大學、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前身），分發於彰化第一公學校（今中山國小）任教。他教學認真，由於講起課來臉部會發紅，學生給他起了「紅面虎」的綽號。日後，他成了「公眾人物」後，一走到彰化街上，民眾大都會喊說：「紅面爺，來啦！」

王敏川從小受孔孟之道的薰陶，成長過程也受西方思想的影響，在非武裝抗日民族陣容中，他無疑是一位不忮不求、不屈不撓的鬥士。1919年，他負笈東京，考入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1922畢業時已經是34歲的壯年了，和他同年畢業的有呂靈石、黃呈聰、黃朝琴等人。

歐清石罹難

歐清石肖像。他因日人羅織「東港事件」冤罪入獄，獄中寫下「身下鐵窗千古忍，心同玉鏡萬年清；憑空灑盡英雄淚，莫負前途問死生。」1945年5月31日，不幸冤死於台北大轟炸。

1945年今日（5月31日）上午十時起，一百多架美軍B-24轟炸機大舉在台北市區轟炸，台灣總督府、皇民奉公會本部等都被炸彈命中，起火焚燒。這一場空襲中，因冤罪被禁錮在台北監獄的歐清石，也因監獄中彈，竟不死於日閥之手，卻殞命於美軍彈下。

歐清石，號寓浪，澎湖馬公人，1897年6月5日生，1916年畢業於台北國語學校師範科，曾任澎湖媽宮公學校訓導、澎湖郡役所職員。三十歲負笈日本，入早稻田大學法科深造，1930年畢業，當年參加日本高等考試，司法、行政兩科皆合格，留在東京見習三年。1933年返台，在台南市開設律師事務所，圖藉法律，保護同胞權益。不久，當選律師公會副會長，並於1935年台灣第一次市、街、庄議員選舉中當選台南市議員。

「台灣真青年」吳海水

吳海水，攝於1924年8月6日「治警事件」一審後紀念照。

蔡培火在吳海水的告別式曾說：「吳烈士行醫所得貲金，一部分用在培火的肚子裡。」吳海水對民族運動慷慨解囊，不為人後，由這句話，可以見及。

吳海水，台南市人，1899年今日（5月6日）生。原姓蔡，為承嗣母家，而改吳姓。1916年考入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因生性坦率，敢怒敢言，同學以「台灣真青年」譽之。他與同學何禮棟、李應章等為籌組一個以啟發台灣人文化向上為目的的團體，曾專程拜訪蔣渭水，醫學校學生的「校外活動」，對日後「台灣文化協會」的成立，不無所助；1921年文協創立時，吳海水亦參與起草設立宗旨與會則。

艋舺陋巷的可感文人

廖漢臣是出身「艋舺陋巷」的文人，這是他投效「台灣新文學運動」時期的留影。

（一）

琴聲響，春風吹，聽來聲聲悲；

愁無限，推昧去，目尿流，滿胸圍。

（二）

一聲落，一聲起，哀愁入阮耳；

彼個人，那知影，阮的心，即傷悲。

（三）

又哀怨，又傷悲，心肝為伊碎；

伊那彈，無一定，相像阮，淚那垂。

（四）

翻過來，轉過去，更深夢昧圓；

心暗淡，老沒開，琴聲響，無停時。

由廖漢臣作詞、鄧雨賢譜曲的這首「琴韻」，是早期台灣流行歌曲的代表作之一，惜乎，而今已經失傳。當年作詞人廖漢臣才二十出頭，他不僅是流行歌壇作詞好手，也是「台灣新文學運動」活躍的人物之一，收集、整理許多台灣兒歌、童謠，1934年誕生的台語流行歌曲〈雨夜花〉前身即他所寫的兒歌〈春天〉。

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

矢內原忠雄是日本軍國時期少數具有良心的智識份子，他說：「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歷史的明證是這樣的，現在的事實也是這樣。故我國（日本）的殖民地統治政策，既然不標榜榨取而宣明文化政治，那就應該要十分考慮他們的利益。」

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敕任教授矢內原忠雄（1893-1961），擔任殖民政策講座教授；他為了要明瞭「統治台灣」的實況，於1927年今日（3月23日），來台考察。

東大的殖民政策講座（學科），是由第四任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時期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於1908年倡議，以紀念「帝國殖民政策之第一成功者」──兒玉源太郎的治台功績，後藤新平並與多位在台投資的日人資本家捐款資助該講座之設立經費。

翌年（1909），殖民政策講座設立，首任教授為擬訂「糖業改良意見書」奠定台灣糖業發展基礎的新渡戶稻造。矢內原忠雄為新渡戶稻造學生，1920年，接任該講座教授。

台灣工友總聯盟成立

1928年「台灣工友總聯盟」在蓬萊閣召開成立大會時紀念照，大門門柱上懸掛著蔣渭水（前坐者右5）面對台灣政治運動團體分裂所提出的口號：「同胞需團結，團結真有力」，但會後遭日警沒收。

日據時期，如火如荼的「農民運動」直接催促了勞工階級的覺醒，為了爭取勞動工資的提高、勞動時間的縮短，以及勞動條件的改善，台灣各地紛紛成立「工會」或「工友會」。

1927年4月，日資的高雄「台灣鐵工所」解雇了一名工人王風，勞方認為資方無端將他開革，一致要求使王風復職，但是廠方拒絕，於是120名工人糾合高雄市六百多名勞工在「鹽埕町」成立「高雄工友會」，以團體力量和資方對抗，但交涉結果，資方並不讓步，且將一百廿多名員工集體辭退，此事引起全島勞工及「台灣文化協會」的公憤，爆發了全面性的同情大罷工。

《台灣慣習記事》創刊

《台灣慣習記事》的插畫。

「入境問俗」原是對他人風俗習慣的尊重；日本大軍「入境」台灣，為推行殖民政策，竟也不忘「問俗」，然而，他們採風擷俗的目的，郤是做為統治上的參考。

1900年10月，由台灣總督府暨法院官員組織的「台灣慣習研究會」創立，為半官方組織，共設委員33人，兒玉源太郎總督擔任會長，後藤新平民政長官為副會長，會務宗旨為廣泛蒐集台灣民間風俗習慣等資料，以做為施政參考。

「台灣慣習研究會」曾刊行《台灣慣習記事》雜誌，第一號於1901年今日（1月30日）發行（創刊號〈書名頁〉標示之發行時間為1月30日，但〈發刊辭〉標示為1月25日），每月出版，至1907年停刊，一共刊行七卷，這份雜誌調查、收錄台灣既有之法制、經濟、教育、風土民情，其風俗類之內容「舉凡衣食住行的瑣碎習俗，莫不收錄」。有些往昔「慣習」，今日視之，實有隔世之感；擇錄〈洗衫〉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