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保正，八十斤

台北製糖株式會社成立於1910年，1916年被台灣製糖株式會社併購，成為灣糖的台北製糖所，其「原料採取區」遍及台北盆地周遭與桃園，圖為1920年蘆洲蔗農向灣糖借貸的單據。

台灣自日本的豐臣秀吉、德川家康時代，即為日本的砂糖供應地；台灣淪日前，係以舊式糖廍生產砂糖，產量有限，兒玉源太郎任台灣總督，即積極鼓勵日本資本投入台灣的糖業。

1901年1月5日，「台灣製糖株式會社」（今台糖前身）股東協議會席上，井上馨發言：「我以彌補日本經濟上輸入品之一部分為重要施政方針；故首先希望在台灣製造砂糖，以供內地（日本）之需。」當年五月，農學博士新渡戶稻造出任台灣總督府殖產局長，專門從事改良台灣糖業方案，他所提出「糖業改良意見書」，建議事項有：成立機械化工廠、安定糖價、融資給資本家、保護原料及市場等。

1902年6月14日，總督府公佈「台灣糖業獎勵規則」，投下巨額資金，從事台灣糖業「脫胎換骨」的生產改良作業。總督府為增加蔗糖產量，不惜犧牲蔗農權益，否決了新渡戶稻造在「糖業改良意見書」所提之蔗農合組產業組合，以維護蔗農免被剝削的保護蔗農權益措施，而於1905年今日（6月7日）公布「製糖場取締規則」，採行「原料採收區域制度」。

「製糖場取締規則」將全島蔗作區予以劃分，在指定區域內，非經政府許可不得設立糖廍或糖廠，蔗農不得越區出售甘蔗，只能賣給政府指定區域內的糖廠，亦不得把甘蔗用作製造砂糖以外的用途，可說是製造與原料的雙重獨占。

蔗農因被「設限」，只得任由製糖會社剝削了；林本源製糖會社的溪州工廠就曾有「三個保正，八十斤」的笑話。由於蔗農多年經驗，對自己生產的甘蔗多重，心裡有數，估計的生產量總八九不離十。有一車甘蔗入廠，過磅時。紀錄上的重量，與蔗農估數，差了一大截，在場三個保正不信邪，跳上原車，再磅一次，卻只增加八十台斤。這個「笑中含淚」的小故事，傳遍全島。

製糖會社壓榨蔗農，花樣極多，他們對採收的甘蔗，定有等級，收購價格，也因而不同；而所謂等級的標準、斤兩，全由會社獨斷規定，蔗農根本沒有表示意見的餘地，任由糖廠以低價及各種剝削手段，吞噬其勞動的血汗，1925年爆發的「二林事件」就是因此而爆發，打開了1920年代農民運動的抗爭大門。

矢內原忠雄說：「甘蔗糖業的歷史即是殖民地的歷史。」誠哉斯言；台灣有首俗謠：「第一憨，選舉運動；第二憨，種甘蔗給會社磅。」當時的蔗農，能不做此天下第二等憨事嗎？

◎本文取自《台灣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