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時代的公醫

黃瑤琨是大稻埕名漢醫黃玉階之弟，1902年，以第一名畢業於總督府醫學校第一屆，在台北醫院任職三年後，於大稻埕開設「日新醫館」，1906年至員林擔任公醫，是第一位擔任公醫的台灣人，1914年回大稻埕開業，圖為開業廣告。

1896年今日（6月3日），總督府頒布「台灣公醫規則」，同月15日施行，由台灣總督桂太郎任命公醫數人，到當月月底，共計配置93名公醫，這是日本時代台灣實施公醫制度的濫觴。

公醫制度是推行鴉片政策所產生的，日本內務省衛生局長兼台灣衛生顧問後藤新平所研議的鴉片制度第二案，即提出在台灣各地區派出醫師的方法：「欲實行斯案時，須於各地方配置醫師三百人；而對於急要地方須先配置半數一百五十人。」台灣總督府即根據此編列預算，經日本帝國議會備案後執行。

由總督任命的公醫，並非一種官職，而是做為衛生行政補助機關的醫務人員，在各地執行公共衛生、傳染病防治等醫療工作，並兼辦法院及官廳的法醫事務。

由於政策執行倉促，未能徹底貫徹公醫的任務，1896年底召開地方官會議時，方才制定「公醫監督規程標準」。1897年7月，公布「台灣公醫候補生規則」，規定凡是公醫，須先取得候補生資格，再行分發。同年11月，訂定公醫候補生研習課目及授課方法，規定公醫候補生需學習以下五種課目：台灣地方病論；台灣衛生制度論；內外科、婦人科、產科、小兒科、法醫學、顯微鏡實習；熱帶地方衛生學；台灣土語（台灣話）。

「台灣民主國」誕生

右圖：台灣民主國的國號雖以「民主」為訴求， 但「藍地黃虎」圖案的國旗 ，仍流露出濃厚的傳統帝王思想。左圖：專賣局「虎骨酒」商標運用了民主國國旗中的老虎圖案。

1895年今日（5月25日；光緒 21 年五月初二），「台灣民主國」誕生。

1894年，日本啟釁的「甲午戰爭」爆發，清朝戰敗，1895年4月17日，兩國簽訂「馬關條約」，台灣在此條約被割讓與日本，消息傳至台灣，民眾莫不義憤填膺，自己血汗開拓的田園，竟被充當戰爭祭品，保家護土之責，使大家議組抗倭政府，紳民推舉台灣巡撫唐景崧為「台灣民主國」大總統，建號「永清」。

5月25日，眾以銀鐫「國璽」──「民主國之寶印」一方，置於四角香輿中，由16名秀才肩送，藍地黃虎「國旗」為前導，浩浩蕩蕩以鼓樂恭送到撫署，唐景崧身著朝服，兩跪六叩首，北面受任，復向闕九叩首，大哭成禮。亞洲第一個「民主國」於焉誕生，砲台升虎旗，放禮砲21響，各國駐台洋商兵艦，亦鳴砲慶賀。

割台之後，首先力主自立抗戰的是丘逢甲，而倡議民主政體的是副將陳秀同，陳秀同早年留法習海軍，曾任巴黎中國使館參贊，對於法國民主政體頗為心儀，「台灣民主國」這個「國體」就是他擬出來的。

「考公法讓地為紳士不允，其約遂廢，海邦有案有援。」那時，大家仍懸一線希望，期盼各國會以國際公法，從公論斷，然而並未獲得西方各國支持。

5月29日，日軍登陸鹽寮，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率領近衛師團，準備由北而南武力接收台灣。當時北台灣主要港口是滬尾（淡水），但因日軍無法掌握台灣民主國在淡水部署多少兵力，便在鹽寮登陸。6月1日起 三天內，日軍翻山越嶺取道雙溪，一路攻陷瑞芳、基隆。

送報伕的「配達」

光復初期《送報伕》書影，為1936年胡風的譯本。

1932年今日（5月19日），楊逵第一篇小說〈新聞配達夫〉在《台灣新民報》開始連載。

楊逵的〈送報伕〉由主持新民報文藝欄的「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經手發表，並建議本名楊貴的他使用「楊逵」之名，有人說：賴和「好像是送報伕的助產士」。但是連載至5月27日，郤遭查禁處分，未能刊畢全文，因此又有賴和「只是給接生了一半」的說法。

〈送報伕〉在台灣本島「接生」雖沒有成功，但並未夭折；二年後，在內地（日本）「落地」，於ナクカ社發行的1934年10月號《文學評論》，刊載全文，但是該雜誌禁止在台灣發售流通。

1936年，中國左翼作家胡風將日文的〈新聞配達夫〉翻譯成中文「送報伕」，揭載於上海的《世界知識》，以後又被收錄於《山靈──朝鮮台灣小說集》和魯迅主編的《世界弱小民族小說集》，但是這些書還是不能進入台灣銷售，所以「島內同胞應該都尚未看過」。然而，〈送報伕〉郤流傳於抗日時期的中國大陸及南洋等地。

鵝鑾鼻燈塔

右圖：1878年「全台前後山輿圖」中的鵝鑾鼻燈塔（紅圈），註記為「石塔鐙」。左圖：在台的日本知名畫家鹽月桃甫所繪的鵝鑾鼻燈塔地景風情，為1935年台灣總督府發行的始政40年紀念明信片之一。

1898年今日（5月10日），整修後的鵝鑾鼻燈塔啟用。

鵝鑾鼻燈塔的興建，肇因於1867年的「羅發號事件」，美國船隻「羅發號（ROVER）」在台灣南端七星岩觸礁沉沒，在附近登陸的生還人員為先住民所殺，引起外交糾紛，美艦遠征該地，但不敵善於利用地勢的先住民痛擊而撤退。

美軍受挫，郤不肯就此罷休，恫嚇將再調大軍報復。清廷見事態嚴重，乃嚴飭台灣鎮總兵劉明燈與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Le Gendre）商討善後事宜，以「實質的和平」解決此事件。「鵝鑾鼻燈塔」經由清廷海關客卿赫德（Robert Hart）籌建，亦即是「羅發號事件」的善後工作之一，旨在保護航行台灣南端附近船隻的安全。

1882年，鵝鑾鼻燈塔與周遭設施開始興建，翌年落成啟用，花費了二十萬兩（另一說為40萬兩），時稱「東洋第一」，當時西方人士通稱「南岬燈塔」；打狗（高雄舊名）燈塔亦同時興建。大約在1885年，鵝鑾鼻燈塔與島內各海關開始實施氣象觀測。

日本時代的台北市役所

1938年版《觀光 の台北》宣傳冊上的台北市役所，當時尚未完工，時值戰爭年代，外牆面磚在1939年決定施用國防保護色的褐色。

1941年今日（5月9日），新建的台北市役所市政大樓（今行政院）舉行落成典禮。

1920年，台北設市，當年地方行政制度變更，全台分設五州二廳，台北、台中、台南設市，市制於10月1日起實施，該日遂成為三市的市制實施紀念日，歷年都舉行相關活動。

台北市役所（市政府）的辦公廳，先是在台北州廳附近蓋木造平房，並改裝水道事務所，都是屬於暫時性的建物，又借用部分城北小學校（1922年改町制後此區為樺山町，遂更名為樺山小學校）校舍，市政集會活動時，借用小學講堂（禮堂）。

隨著台北市人口的增長，市政事務增加，數次增建，但仍不敷使用。市役所位置並非在當時台北市區的中心，低矮的軍營式木造平房，不敵盛夏暑熱，學童課間作息也易影響辦公效率，再加上日本國內城市許多都已興建壯觀的市役所，日人輿論不時批評低矮、侷促的台北市役所，猶如「島都之恥」，呼籲遷地興建氣派、體面的辦公大樓，以符合「島都」台北的門面。

日本時代的台北市公車

1938年台北市城內、城西的公車路線圖，紅色實線為市公車，紅色虛線為民營公車，黑色虛線為局營公車（總督府交通局經營之長程巴士）。

1930年今日（5月1日），台北市市營公車開業。

台北市區大眾交通系統計畫，最早在1900年代前期日人在新店溪上游開發水力發電時，即已倡建市內電車。

1905年，台灣第一座水力發電所──龜山發電所完工，之後又興建小粗坑第二發電所，1907年，日人資本家爭設台北電氣鐵道會社，但未獲許可。另一方面，鐵道淡水線亦有改為電鐵之議，因電力供應問題而未果。此後，隨著台北市區的發展，電車的鋪設與官營民營等問題隔幾年就浮上檯面，多年懸而未決。

公共汽車方面，1913年1月，日人高松豐次郎以兩輛福特汽車，開始經營台北市區到市郊圓山、士林、北投之間的公共汽車業務，是台灣交通史上的第一條汽車客運，市區到圓山要25錢，票價昂貴。

三井物產台北支店落成

1930年代台北市表町通（今館前路）明信片，三井物產台北支店的塔樓，和總督府博物館的中央圓頂，相映成趣（在一些明信片版本，三井物產支店的塔樓為綠色）。

1922年今日（4月30日），座落於台北表町的三井物產株式會社台北支店舉行落成典禮。

三井物產是日本大財閥，在日本時代台灣投資開發樟腦、茶、糖、礦等農林資源，並掌控重要物產、物資之貿易，其在台商貿機構最早是於1897年1月在大稻埕港邊街（今民生西路底一帶）向大稻埕巨賈李春生租用曾是德國領事館的洋樓，設立出張所。同年10月，改設為支店，即「三井物產會社台北支店」。

1898年，支店遷至建昌後街（今西寧北路底一帶），不久即計畫在港邊街興建新的支店，於1899年9月完工，這幢花費3萬5千元的洋樓，非常氣派，時稱「輪奐宏壯，台北第一」。

1909年，三井改組，旗下分立三井物產株式會社、三井合名株式會社、株式會社三井銀行等事業，後來逐漸擴張眾多直系、旁系公司，其中，三井物產、三井合名是「三井王國」在台灣的主力部隊（1940年，又合併為「三井物產株式會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