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的大颱風

1911年8月底颱風後官員巡視台北府後街（今館前路）淹水的情景，府後街與府前街（今重慶南路一段至靠近衡陽路口）是當時台北「城內」淹水最嚴重的街區。

1911年今日（8月31日），強颱侵襲台灣，各地豪雨成災，在台北所造成的災情甚至被稱為「六十年罕見」。

而在此之前，8月26日才剛有颱風登陸台灣，導致濁水溪鐵橋被沖毀、大安溪附近火車翻覆，台灣各地尤其是南部，災情嚴重。 

8月31日下午，台北風雨漸強，至晚間七、八時，強風豪雨來襲，「淡江（指淡水河）水漲二三丈。橫流汎濫沒平陸……大廈高樓倒將棋，土崩瓦解無全屋。」各市街水漲數尺，濁浪滔滔，房舍淹水、倒塌，屋瓦紛飛，連台北新公園的樹木都被拔倒數十棵。

台北的永久兵營

1935年「台北市鳥瞰圖」上的永久兵營（藍圈處），步兵第一聯隊南側為山砲隊。

1904年今日（8月14日），號稱「東洋第一」的「永久兵營」舉行軍隊移轉入駐典禮。

日本殖民台灣，先期所派台灣總督，都是陸、海軍大將，雖在1919年改任文官總督，後期還是由武官總督軍臨台灣。

武官駐台，有軍司令官、軍參謀長、台灣守備隊司令官、台灣步兵聯隊長，階級從中將、少將、大佐、中佐、少佐、大尉，不一而足，當然派遣的日本軍不在少數，軍管台灣的統治，不言可喻。

台北市除台灣軍司令部外，第一聯隊和山砲隊所占土地，是最大的區塊之一。日本守備隊軍人、派遣來台灣服兵役的新兵，和台灣人隊，施予軍事訓練。訓練中心設於台北東門外的「永久兵營」，為兵營駐屯之地，其建設計畫始於1896年，日本陸軍省及台灣總督府並派相關人員到錫蘭、爪哇等英、荷殖民地考察熱帶兵營建築。

鐵牛仔車來了！

1959年建昌鐵工場「興農鐵牛牌」廣告，興農鐵牛耕耘機配裝美製引擎，售價高昂，1號機7500元，2號機則上萬。當年，在農地大展身手的耕耘機，能否開上公路或駛入城鎮都市？限速多少？尚無法規制定，常引起農民和警察之間的糾紛。

耕耘機表演大會，是台灣邁入農業機械化時代最生動而具體的象徵，台北東區仍是農田的時代，曾於1957年今日（8月8日），在敦化路（今敦化北路前身）農地舉辦耕耘機作業表演大會。

在「反攻復國，提高生產」的時代使命下，台灣於1950年代後期開始邁入農業機械化時代。1955年，政府從日本引進「快樂農夫號」耕耘機；美援機構──農復會和台大農工系農機組也著手訓練農機專業人才，省農會、各縣農會等機構不時在各地舉辦美、日引進的耕耘機示範表演會，大力推廣。

農業機械化被賦予的時代任務，在農業方面是節省勞力、深耕增產、節省二期稻作後改做其他作物的時程，在工業方面，則是促進鄉村小型工業及一般機械工業的發展。而為了「促進台灣農業機械化之早日實現」，中國合作事業協會，中國土地改革協會及台灣區機器工業公會等三個團體於1957年8月8日聯合舉辦耕耘機作業表演大會。

防癆協會成立

防癆郵票第一年圖案是金碧輝煌的蟠龍，第二年起連續四年較吻合公衛保健的訴求，比如1955、1958年這二張。之後圖案的類型多樣，1959年為蔣宋美齡肖像，之後幾年又以她的畫作為圖案，是典型「反共抗俄」時代的產物。而在「棒球三冠王年代」，防癆郵票也曾出現棒球場上的精采畫面。

1952年今日（8月4日），以推動肺結核防治工作為宗旨的「台灣省防癆協會」成立。

肺結核俗稱「肺癆」，在日本時代的統計中，每年奪走數千人的寶貴生命，日本殖民政府在1930年代積極推動結核預防宣導活動，至日據末期，年死亡人數稍減。

光復初期，醫療制度廢弛，公共衛生推動不力，再加上戰時的慘重破壞，造成衛生條件惡劣，以及醫藥的匱乏、民生的貧困、營養的不足等因素，不只是結核病猖獗，原本大致控制的天花、霍亂、真性腦膜炎等傳染病也逐漸流行起來。

圓山兒童遊園地開幕

1940年圓山遊園地的飛行塔，坐在飛機造型座位上的是台北帝大醫專部學生，學生手裡拿著納粹的卐字旗，可能是慶祝該年日、德、義成立同盟（即軸心國）時期所攝。

1938年今日（7月21日），「圓山兒童遊園地」開幕。

鄰接圓山動物園的圓山兒童遊園地亦通稱「圓山遊園地」，最早在1934年4月，已設立附屬於動物園的兒童遊園場，有砂池、溜滑梯、攀木、蹺蹺板、迴轉塔等運動與娛樂設施。

在此之前，台北新公園（今二二八和平公園）於1927年設置鞦韆、溜滑梯等簡易兒童遊樂設施，也稱「兒童遊園地」。1935年台灣20世紀最大博覽會──始政40周年紀念台灣博覽會第二會場設在新公園，增設類似「輻射飛椅」的「迴轉飛行塔」，是博覽會期間「兒童之國」的人氣設施。

1930年代中期，嘉義、新竹、台中各城市先後設立「兒童遊園地」，承續1934年設施的台北圓山兒童遊園地，則是在1937年7月10動工，總經費6萬8千餘元，主要來自台北市本町「盛進商行」老闆中辻喜次郞於1936年捐贈做為社會事業用途的5萬元。

我敬愛的青年同胞，一同起來

《台灣青年》創刊號書影與創始成員，右上角依逆時針方向分別為：林獻堂、蔡惠如、彭華英、徐慶祥、蔡培火、林呈祿、林仲澍、王敏川。

台灣非武裝抗日運動的第一本宣傳刊物──《台灣青年》，於 1920年今日（7月16日）創刊，為「新民會」發行的機關雜誌。

新民會係由林獻堂、蔡惠如和台灣留日學生等20多人，在當年1月11日於東京蔡惠如寓所成立，是1918年 「啟發會」解散後由林呈祿發起的青年組織。會名依林呈祿的說法是取《禮記》大學篇「作新民」之義，但也有可能是受到曾經訪台的梁啟超「新民思想」的啟迪。在成立大會上，會員推舉林獻堂為會長、蔡惠如為副會長、黃呈聰及蔡式榖為幹事，會員為東京專校、大學學生和畢業生，許多人日後都成為台灣非武裝抗日運動的重要角色。

《台灣青年》的創刊，蔡惠如及台灣企業家辜顯榮、林熊徵、顏雲年等人均出資贊助。社址位於東京麴町區飯田町，編輯為留日的彭華英、王敏川、林呈祿、蔡惠如、蔡培火等人，由蔡培火擔任編輯主任。

發刊辭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興起的民主主義潮流，來激勵讀者大眾：「瞧！國際聯盟的成立、 民族自決的尊重、男女同權的實現、勞資協調的運動等，……台灣的青年！高砂的健兒！ 我人還可靜默著不奮起嗎？……我敬愛的青年同胞，一同起來，一同進行罷！」（「卷頭辭」原係日文，中譯文則於五年後的1925年8月26日刊於《台灣民報》67號）

日本發動侵華戰爭

日據後期，為籌募戰費，日本政府動員民眾購買各種「報國」、「愛國」名目的債券、儲蓄券、儲蓄保險，其中，「支那事變報國債券」於1937年11月首度發售，圖為1941年發行的第八次「支那事變報國債券」。

1937年今日（7月7日），日軍啟釁，發動「七七事變」（日本稱「支那事變」），中日第二次戰爭「正式」開戰；日閥雖揚言征服中國，不需費太多時間，但是必然知道這是一場長期戰爭；當時的台灣人不僅對中日戰爭感到「立場尷尬」，日本人也急需知道「支那血統」的台灣人倒底「偏袒」那一方？

7月11日，台灣總督府及「台灣軍司令部」各發表強硬聲明，並對台灣人發出戰時警告。3日後，台灣軍司令部參謀長再對台灣人發出非常警告：嚴禁不能發生所謂「非國民之言行」，亦即要台灣人以日本國民的身份，言行一致，協同「懲罰支那」。

日本殖民台灣，兩者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1914年，雖有板垣退助主倡「同化主義」，推展日台人民平等運動，但是多數日本人擺著志得意滿的統治者嘴臉，跟本不願與台灣人同化；有「民間總督」之稱的三好德三郎，即提出三點反對理由：（一）台灣人蠢如豕鹿，無可教之資；（二）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三）生存競爭，優勝劣敗，今拔劣等之種優等於優勝之族，是違天演之例；被視為「統治台灣功臣」的後藤新平，也主張台灣同化需時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