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南之光，薪火相傳

本文為2005年開南商工88周年校慶之紀念特刊而寫，縷述個人所知所識之開南人物……，今天（4月20日）為開南校慶日，特此祝賀。

《台灣第一》是我的第一本著作，追尋、探討台灣開風氣之先的台灣第一紀錄，是個人從事台灣文史研究的興趣「責任」。

台灣第一所私立職業學校、台灣第一所商工學校的「台灣商工學校」，自然是我會關注的題目。其實創校於1917年的該校，就是開南商工前身，對於我另一項意義就是，它為我二哥永昌的母校。二哥畢業於1944年，不幸英年早逝，他雖不像另兩位兄長都是台灣大學畢業生，但是二哥被我們兄弟公認為是最有才華、最有創意、最顧家庭的人，他沒有選擇進大學之門，而僅以「台灣商工」學歷，就踏進社會工作，因為家庭食指甚多，他不得不擔挑起父親過世後的家庭經濟重任。

我追思二哥，因之對「台灣商工」也懷有敬意，除了「私情」之外，當然還有不少因素。

從事台灣文史研究多年，著作和編撰的書籍，已超過五十本，作品所涵蓋的台灣文化、歷史、民俗層面，可謂甚廣，從俗諺、歌謠、老街……寫到《台灣醫療史》，個人不敢自誇達「立言」的使命，但是在「以傳寫史」上，自認交出了不錯成績。我為台灣先烈先賢立傳，重點是以時代背景彰顯鄉賢的生命志業；拙筆下所撰述的台灣名人以活躍於1920、1930年代為多。解嚴之前，台灣歷史研究處於灰濛濛的地帶，甚而被稱為「險學」，難以碰及，所以參考資料有限，我為挖掘史料，不得不在「口述歷史」上多下工夫。

個人十分幸運，正如去年獲得第八屆台北市文化獎時，記者問及我何以能蒐集到那些豐富的台灣史料時，我以「得天獨厚」來回答。沒有錯，「天時、地利、人和」集於我一身，如此幸運，我能不用心、努力嗎？我是「三年級頭段班」的花甲老人，1920年代台灣非武裝抗日民族運動、1930年代台灣新文化運動，未能躬逢其盛；1940年代太平洋戰爭期間，尚幼小無知；懂事的年齡，應是從二二八事件、國府撤台、白色恐怖，一直到「安定中求進步的年代」……所逐漸累積不少歷史的認知。不過，我和1920年代先覺者的後人以及1930年代台灣新文化運動的人物，能有所交集，因而增加我對台灣文史的不少解惑。如果我不是1940年代出生，必然會錯過與他們面對面請益的機會；而今，他們大都已經凋零，使我深深體會「搶救歷史」的重要，此「天時」也。

「地利」而言，我是「大稻埕囝仔」，也曾在台灣茶香歲月的餘韻中成長，因此而有「環境」上的優勢。大稻埕是台灣新文化重要胎動地，所孕育的「新知」，給予我們不少助力，而且我的出生地──港町，亦即清代劉銘傳巡撫建設的「千秋、建昌街」──更是當代風雲人物匯集之地。

至於「人和」，也是令我獲益匪淺的關鍵之一。受訪的長輩不以我年輕識淺，傾心傾力開導我、扶持我，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讓我揭開了不少台灣文史秘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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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開〈開南校史〉，幾位我所熟悉的「開南人物」，躍然紙上。這些任教於開南的師長或受教於開南的校友，他們雖在學校期間，校名有異，或曰台灣商工、或曰開商、或曰開工、或曰開南商工，但在八十八年歷史長河中，他們在台灣近代各有風采。

優秀的師長，如杜聰明、藍蔭鼎、張義雄等，曾是我所寫的傳記人物。

「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即收錄於拙作《台灣百人傳》和台北市新聞處出版的《台北人物誌》；藍蔭鼎畫伯，我則以歌頌鄉情的畫家為題，見於《台灣紀事》下冊。至於旅法畫家張義雄，不僅曾有同桌共餐之幸，聽他講述不少法國藝術界的軼聞；其實與他結緣，是在他壯年時在六館街一家廢棄的精製茶茶廠充當的畫室。親臨造訪那年，我才國小六年級，由於美術老師與張義雄習畫，而被帶去參觀，不過卻被拒於畫室之外，因為他們正在做裸體素描，而對象正是剛出道不久的台灣第一位人體模特兒──林絲緞。這段童年往事，印象深刻，林絲緞後來放棄模特兒生涯學習現代舞，事業有成，她的先生李哲洋是位傑出的民族音樂學者，我們曾聊及張義雄畫室的種種趣聞。

「笑傲職場」的開南校友，更是不勝枚舉。王民寧、蘇紹文兩位台籍將領，自是大家所熟悉的人物：一位競選過台北市長，一位曾擔任新竹市長。其他如出身第一代台灣共產黨的林日高，後來成了悲劇人物，是一段令人唏噓的歷史。

台灣商工年代的「台灣第一位心理學家」蘇薌雨，也是我熟稔的學者；記得「文壇大姊大」林海音先生（我們都不稱她為女士，而以「先生」來表示敬意），曾跟我聊及他們家人在北京時與蘇薌雨兩相來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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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工時代的李重耀，他在台灣建築界享有盛名，在光復後負責將被戰火炸損的台灣總督府修復成「介壽館」，後來變成了1949年國民政府遷台的總統府。如無他主其事，而今「總統府」安在？2000年，陳水扁入主總統府，即規畫開放部分總統府空間給民眾參觀，委由我擔任「總統府的故事」策展人，展出台灣大轟炸期間被美軍B29型轟炸機所炸毀的台灣總督府照片，就是我親自去李重耀建築師事務所，商請他提供被塵封甚久的歷史照片。

開南商工時代的林清富，他創辦了順益原住民博物館，對保存、研究台灣原住民史料和藝術，不餘其力，身受敬仰。我們同為第八屆台北市文化獎的特別貢獻獎得主，僥倖能與他「同榜」，真是與有榮焉！我還觀賞他另外的台灣近代畫家畫作收藏，無數台灣美術經典作品，都被他所收藏。

當然我難以對名單洋洋大觀的開南傑出校友一一唱名，詳加介紹，畢竟他們對社會的貢獻，有目共睹。但是，另有兩位人物，我不得不提：一是同為大稻埕人的「鄉賢」王井泉；一是與大稻埕息息相關、淡水河河港的淡水前輩王昶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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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茶葉聞名的大稻埕，在1930年代有兩家飲食店享譽台灣文化界，即「山水亭」與「波麗路」，前者為台菜餐廳，後者為西式餐廳，不僅菜餚出色，而且是文學少年、畫壇新秀、歌壇好手出入之處，他們三不五時招朋引伴聚會於此，不是光吃東坡刈包、空飲上等咖啡，而是不忘談他們的創作、訴他們的理想、說他們的理論，因此兩家餐廳不是填五臟的地方，而是當代藝術沙龍！

波麗路餐廳迄今已邁進七十年歷史，而山水亭早在1950年代就已歇業。不過與「山水亭」合而為一的「古井兄」，則文壇前輩，永不忘懷。「古井兄」是王井泉的字，正是山水亭的頭家。

我曾以〈台灣文化園丁──王井泉〉為傳，此文最早刊載於《大同雜誌》，後被望春風出版社林衡道編著的《廿世紀台灣代表性人物》選為「第一位」人物，與賴和、楊逵、杜聰明、李遠哲、證嚴法師、江文也、蔣渭水、李登輝、陳水扁……等並列，不過改題為「台灣文化奉獻者」。王井泉60歲過世時，《台灣文藝》曾製作特輯以為紀念，有一段文字用以追悼這位台灣文化狂飆時期的幕後英雄人物，十分傳神：「王井泉先生是昭和初年，就在大稻埕過其不平凡的台灣人的生活；他是始終一貫過台灣人的生活，保持台灣人的矜持自重，亦同時抱與台灣人同生共死的一種崇高的人生觀，忍苦耐勞，為人服務而不自誇，為台灣青年們不惜其辛辣無比的批評，同時亦盡其無微不至的親切，自己的一碗飯，分做三碗，與青年交友分享，卻過其艱苦的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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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王昶雄是忘年之交，我們認識時，我是他眼中的「既是少年中的老年，又是老年中的少年。」他以「老細仔」稱我，我以「少年大」回敬他。王昶雄以「文學是他妻子，醫學是他情婦」詮釋自己做為作家的表白，他是台灣跨越語言障礙的前輩文學家之一，日據時期即有豐富創作，小說《奔流》是代表作之一，光復後從日文改換中文創作，亦然字字珠璣。王昶雄是齒科（他不喜歡用「牙科」，他說動物才有牙）醫師，卻少有人知道他是「台灣商工」中學畢業的。

王昶雄作詞、呂泉生作曲的〈阮若打開心內的門窗〉，膾炙人口，這首優美而又有內涵的歌曲，已成台語歌謠不朽經典之作，「少年大」自稱能有此作品傳世，是「三世修來的福分」；他於1995年曾撰〈阮若打開心內的門窗情懷〉一文，對此曲創作背景娓娓道來，文中還引述一段我的話：「他（莊永明）認為〈阮若打開心內的門窗〉是一首流傳不輟的經典之作，大選時或紀念碑揭幕典禮上，所高唱的都是這首歌。這首歌是被視為最典雅、最優美和最富於意義的佳構，更可貴的是，不少與台語脫節的年輕學子，從這首歌體認了台語的優雅。」

王昶雄於千禧年剛陽光臨照時，不幸撒手人間；他和他的最佳拍檔呂泉生教授最後一次見面，是在過世前二年。當時呂教授適從旅居地美國洛杉磯返台主持榮星合唱團為他舉辦的音樂會，兩位老朋友久無見面，自然有說不盡話題，而我正是當時在場的唯一「第三者」。王昶雄、呂泉生、我，曾有一段「三人行」的時光，王昶雄好飲，有酒興；而高唱「飲啦！」創作〈杯底不可飼金魚〉的呂泉生，卻毫無酒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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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校歷史悠久的開南商工，人才濟濟。有幸應許書璟校長和林本博主任之邀，參觀校史館，雖然館內空間有限，但是校史輝煌，細數開南傑出人物，令人宛然重遇台灣近代史，何況展示設計極具特色，是我所參觀過的校史館最為突出者。

以此文做為《驚讚八八》賀文，謹祝福難得的「米壽」（88歲生日為米壽），並期待二年後開南九十大慶時，能有《開南人物誌》專書付梓，以為開南後生晚輩「典型在夙昔」之學習指標，而立下「有為者亦若是」的志願，也為「台灣名人誌」再添增一部有意義的作品，史開南之光，薪火相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