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發動侵華戰爭

日據後期，為籌募戰費，日本政府動員民眾購買各種「報國」、「愛國」名目的債券、儲蓄券、儲蓄保險，其中，「支那事變報國債券」於1937年11月首度發售，圖為1941年發行的第八次「支那事變報國債券」。

1937年今日（7月7日），日軍啟釁，發動「七七事變」（日本稱「支那事變」），中日第二次戰爭「正式」開戰；日閥雖揚言征服中國，不需費太多時間，但是必然知道這是一場長期戰爭；當時的台灣人不僅對中日戰爭感到「立場尷尬」，日本人也急需知道「支那血統」的台灣人倒底「偏袒」那一方？

7月11日，台灣總督府及「台灣軍司令部」各發表強硬聲明，並對台灣人發出戰時警告。3日後，台灣軍司令部參謀長再對台灣人發出非常警告：嚴禁不能發生所謂「非國民之言行」，亦即要台灣人以日本國民的身份，言行一致，協同「懲罰支那」。

日本殖民台灣，兩者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1914年，雖有板垣退助主倡「同化主義」，推展日台人民平等運動，但是多數日本人擺著志得意滿的統治者嘴臉，跟本不願與台灣人同化；有「民間總督」之稱的三好德三郎，即提出三點反對理由：（一）台灣人蠢如豕鹿，無可教之資；（二）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三）生存競爭，優勝劣敗，今拔劣等之種優等於優勝之族，是違天演之例；被視為「統治台灣功臣」的後藤新平，也主張台灣同化需時80年。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民族自由及民族自決思潮澎湃，台灣人當時也趕上時代，日本人為統治順利，不得不籠絡台人，轉取「同化政策」，侈說「內台一如」，高倡「內地延長主義」。日閥支配台灣的政策雖是「把台灣從中國隔開，使它跟日本結合起來」；但是畢竟血濃於水，「日台融洽」的政策，始終難以溝通。

因此，侵華戰爭爆發之後，軍部強調不自視為「日本國民」就是「叛亂分子」，「非國民之言行」就是叛國主義；戰爭期間，台灣人被罹織以「非國民」之罪者甚多，智識分子有歐劍窗、張淑子、莊垂勝、歐清石等人；他們或被酷刑、或遭冤死，真是一片愁雲慘霧。

8月15日，台灣軍司令官宣布台灣進入戰時體制，台灣是日本南進基地，幾乎每天都有飛機從台灣起飛，突襲上海、華南一帶。9月10日，總督府設立「國民精神總動員本部」（1941年改組為「皇民奉公會」），10月19日，實施「國民精神總動員強調週」，台灣進入人力、物資、思想全面高度動員的戰爭時代。

◎本文取自《台灣紀事》、《認識台灣：回味1895~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