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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生院從事鴉片癮者的診療、戒除與輔導就業，同時也訓練出一批看護婦（護士），為台灣護理界增加了不少生力軍，圖為杜聰明（前排右6）主持1932年更生院護士畢業典禮的紀念照。 |
1930年今日（1月15日），治療鴉片（日文為阿片）癮者的「台灣總督府台北更生院」設立，於中午舉行開院典禮。據統計資料，當時台灣鴉片癮者每百人中有0.5人。
日本是國際鴉片條約的簽署國，在人道基礎上，迅速達成禁止吸食鴉片，是其「義務」，而且也向國際社會表示「當可如期見癮者之絕跡」。然而台灣總督府基於財政收入，在執行鴉片政策上採「鴉片吸食特許」的漸禁政策，而非禁斷。
1928年12月28日，當局以律令第3號公布「台灣新鴉片令」，翌年1月8日再公布「台灣鴉片令施行細則」。同年12月8日，石井警務局長發表新特許方針聲明書，表示：「凡經調查為修正令施行前之癮者，因不得已而吸食者，予以特許。」當時申請新特許吸食鴉片人數，依「台灣民眾黨」統計，人數達25,527人之多。
台灣民眾黨屢次發動「打倒鴉片」演講活動，要求當局強制矯正治療、停止製造、鴉片專賣收入充作撲滅經費，但始終未獲具體回應，遂於1930年1月2日向國際聯盟及日本國內發出控訴鴉片政策的電報。1月15日，總督府乃在中央研究所衛生部麻拉利亞（瘧疾）患者治療所設立臨時鴉片癮者矯正所，即更生院。
3月1日，國聯派3位委員來台調查，在台北鐵道旅館會見蔣渭水、林獻堂、蔡式穀等人。在種種壓力下，總督府終於修改相關法令；打倒鴉片，可說是民眾黨反對運動中最具成效的。
更生院在中央研究所設立之初，收容16名台灣人、1名日本人共17人進行矯正治療。嗣後，因場地狹小，便向台灣商工銀行租借大稻埕日新町（今重慶北路與涼州街之間）林清月開設之宏濟醫院舊址，並花費2萬元經費整修，至10月完工，成為更生院的正式院所。
更生院由總督府衛生課技師下條久馬一擔任院長，「台灣第一位博士」杜聰明為醫局長，實際上的行政、管理、運作、企劃，悉由杜聰明擔當，全權負責。
在此之前，杜聰明於日本京都大學研究藥理時，就立志要從事鴉片研究，並自行擬定一套戒除的方法；為著實踐與鴉片「戰鬥」的信念，他向位於台北市萬華郊外的乞丐收容所「愛愛寮」負責人施乾提出建議，表示願意協助寮內有毒癮的乞丐治療戒毒。施乾和杜聰明是淡水的小同鄉，一生以推動社會慈善事業為己任，他甚為贊同杜聰明的意見。
1929年3月11日，愛愛寮的矮厝中成立了一個醫務室，杜聰明開始實驗他的戒除鴉片新療法，成效相當不錯，癮者不僅能短時間去除毒癮，而且沒有很大的痛苦。杜聰明因此對自己的新矯治療法充滿信心，當年9月，他向總督府提出一篇長達四千字的〈鴉片癮者矯正治療醫院設置建議書〉，直訴：「不論就癮者本身立場而言，就為台灣驅除毒害立場來說，這個要除去鴉片癮的治療醫院，是不得不設立的。」
杜聰明以其所創的除癮方法，在更生院施行，頗有見效；他更獲得醫師黃文、王耀東、林金龍，化學家楊慶豐、李超然等人士之相助，群策群力進行分析鴉片及嗎啡中毒者之實驗研究統計，做成學術論文，經由日本外務省向國際聯盟提出報告，證實台灣勒戒的努力。
他們還先後完成了「癮者之死因及死亡率之研究」、「癮者之犯罪之種類及比率」等論文，受到美國學術界很高的評價；更難能可貴的是，自尿液中檢查嗎啡成分，鑑定嗎啡中毒者的方法，是「世界最初之發表」。
台北更生院成果輝煌的工作，固與杜聰明的卓越「領導」有關；但是，主因在於「台灣民眾黨」的反對運動，逼使當局不得不推動矯正的措施。
戰後，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為再矯正少數鴉片癮者，仍命杜聰明接收台北更生院，成立台灣省立戒煙所，移往省立台北醫院設立特別病房，繼續施行改煙矯癮治療。「台北更生院」院址後改成「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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