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時代的中央研究所

從綠蔭盎然的台北東三線道（今中山南路）遠眺中央研究所，畫面左邊的教堂為幸町教會（今濟南教會前身）。

1909年今日（4月1日），日本時代最重要的產業、衛生學術研究機關──中因研究所開所。

北方島國的日本， 統治「南方之島」的台灣，「入島問俗」是施政的依循，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時期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以「台灣統治救急策」提出革新台政方案，他認為「問題沒有經過探究，不宜預先聲明一定的政策，因為政策是依時、地、情境，講究順應的方式來推展，所以須待適度的明確調查之後才確立。」

台灣的風土病和各種疾病，是日本殖民統治者所亟欲了解與撲滅的，調查、研究台灣的氣候、風土、社會、民俗、文化以及衛生等各方面問題，刻不容緩，因為如不從中改善，遑論進行產業開發。雖蘭日本時代初期專賣局有檢查課、殖產局有試驗所、醫學校也有各種實驗研究，各有所司，但規模甚小，集中事權，有所必要，於是後藤新平決定成立一所大規模研究機構。

1906年，日本帝國會議通過1907年度起連續5年以115萬元的預算興建總督府研究所，廳舍坐落於大加蚋堡三板橋庄東門外（1922年台北改町制後，屬於幸町）1909年，部分廳舍竣工，於4月1日正式開所。

首任所長由醫學校（今台大醫學院前身）第二任校長高木友枝兼任，他當時出差歐美，遂由長野純藏代理所長；所長之下，設有一位技師與五位兼任技師，兼任技師包括醫學校教授堀內次雄（1915年接任高木友枝為醫學校校長）。

總督府研究所包含化學、衛生學兩部，衛生學部又分為細菌學及寄生蟲學、傳染病源、病理預防治療法、熱帶衛生、藥物學及毒物學、家畜傳染病及有關殖產發展的細菌等項目。其中，山口謹爾技師研究血清免疫學及蛇毒，並研製狂犬病預防劑，成果斐然。

隨著台灣產業以及日本帝國南進政策的進展，研究範圍日益擴大，研究所於1921、1939年兩度改組。1921年8月2日，納入原先各行政部門的糖業實驗所、種畜場、茶樹栽培試驗場、園藝試驗所等研究機構，改組成為「台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下設農、林、工業和衛生四大部門以及11個散布各地的支所，積極進行調查與研究，利用實驗結果製造並販賣種苖、種畜及細菌學的預防治療品等。1939年，中央研究所裁撤，其所轄研究機關各自獨立作業。

杜聰明曾在中央研究所衛生部從事藥理學研究（1920年升任研究所技師），對鴉片、蛇毒、藥方研究，成績斐然。他說：「中央研究所是台北帝國大學成立以前，有幾（許）多斯界權威者，在台灣之學術研究中心，對農業、工業及衛生開發上有很大的貢獻。」

台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在東城牆的醫學校與幸町教會（原稱「國語禮拜堂」；今濟南教會前身）之間，建物宏偉，日本時代台北醫院（今台大醫院前身）院長小田俊郎有如此描述：

「中庭有廣大草坪，外側有寬闊的陽台式走廊，以大圓柱支撐著挑高的天花板，對內地（日本）來的人而言，是罕見的建築物，台灣地跨熱帶、亞熱帶，其氣候、風土、疾病等與日本殊異，研究所確是為配合台灣獨特的研究而建造的。」

目前原址的西式建築，已不復存在，另蓋現代式中式建築物，為台灣最高教育行政機構——教育部辦公大樓。

教育部的南側仁愛路一段一號「醫學院二號館」，和北邊的中山南路三號「濟南教會」，都是市定古蹟，而教育部因是台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改建的現代建築，失去了文化定位，這豈是教育當局為覓新的辦公室找上學校用地，而做的決定，所能思考的問題？

◎本文整理自《城內舊事──台北建城130週年》、《台灣醫療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