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新音樂之父」張福興

張福興全家福，後立者為其子女，其子張彩湘克紹箕裘，為著名之音樂家與音樂教育家。

台灣新音樂的拓荒者，第一位留日學習西洋音樂的人──張福興，於1954年今日（3月5日）逝世，享年67歲。

1980年在《大同》雜誌寫「台灣第一」專欄，第一篇就是〈台灣新音樂之父──張福興〉，現將此篇舊文刊錄，並匯集《台灣紀事》、《台灣歌謠：我聽 我唱 我寫》與日本時代報刊，酌增部分內容。

「台灣新音樂」是指別於承續中國的台灣傳統音樂而言，乃以接納了西方的理念、方法和美學觀點來闡述的音樂。

西洋音樂如何流入台灣，史無明確記載，咸認基督教的傳教士應居首功。傳道、醫療、推廣音樂是早期涉足台灣的外籍傳教士「三位一體」的職責。因為福音是空泛的西方文化，必須以近代醫學為知識和動聽的西洋音樂為輔，才易使人們接受。

另外的一種助力是日本明治維新，日本由於西化教育，處於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也就隨著把「新音樂」列為教材。張福興在天賦與人和的情形下，成為台灣學習西洋音樂的第一人。

張福興生於1888年，為苗栗頭份人，從小即顯露音樂天賦，五、六歲時即無師自通，拉得一手好胡琴。1907年，畢業於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今台北市立大學、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前身），經恩師──音樂教師高橋二三四氏之推薦，公費保送東京上野音樂學校（東京藝術大學前身）器樂本科，學習當時台灣沒有的管風琴，為了能夠學以致用，貢獻鄉梓，因此在最後一年加學小提琴。學成返台，執教於母校及總督府醫學校（後改制醫專；今台大醫學院前身），達十餘年之久。

在音樂活動方面，張福興相當活躍，時常和和音樂界同好舉辦音樂會，或獨奏、或合奏、或指揮，也常指導、參與各地學校音樂會。1916年，和高橋二三四、一條慎三郎、長谷部巳津次郎、嘉多重次郎、柯丁丑等「音樂界名手」合組「台灣音樂會」， 教授西洋音樂與唱歌。1920年，他召集台北醫專、台北師範學生和社會愛樂人士組織了台灣第一個管絃樂團──玲瓏會，成員達四、五十人之多。

1922年，應台灣教育會之聘，前往日月潭，擔任原住民音樂調查工作。他不辭艱辛，當年春季前往日月潭，以兩週時間採錄十三首民歌和僅有演奏的二首杵音，整理出《水社化蕃杵音及歌謠》一冊，附有民俗及歌詞等簡單註釋，該年12月由台灣教育會出版，這是台灣第一本以現代治學方法從事採集整理原住民音樂的著作。

除了教學、音樂活動外，張福興致力於振興台灣傳統音樂，將傳統戲曲的曲本，編為樂譜，東、西對照，於1924年自費出版《女告狀》，為「福興樂譜」系列之第一號，此作在當時被視為台灣音樂界一大成就。該年，他亦擔任經營永樂座的永樂公司樂隊的指導老師。翌年，1925年，日人盛大舉辦始政三十年紀念展覽活動，進行台灣首度的廣播試驗放送，張福興為演出的音樂家之一，表演提琴獨奏。

據說張福興曾到過廣東，蒙國父召見，國父鼓勵他在廣東創辦一所音樂學校，或許因為這個理想未能實現，他乃立志將音樂學校辦在家鄉，但是他是個窮教書匠，哪來的建校基金？為了籌集資金，一度棄學從商，東渡日本，在東京中野經營豬肉罐頭製造業，兼及販賣豬內臟及豬油，然因不善經營，宣告倒閉，遂返台在台北第一高等女子學校（今北一女前身）、台北第二中學校（今成功高中前身）重執教鞭，擔任音樂老師。

1932年，又應總督府文教當局之委託，離台至東京擔任高砂寮寮長，高砂寮為總督府在東京設立的台籍留學生宿舍。門生和音樂界友好為其舉辦告別音樂會，於醫專講堂舉行，張福興親任指揮。張福興在東京極力照顧離鄉背井的台灣留日青年子弟，暑休返台時，還自費至中南部的留學生家中拜訪。

因家庭因素，張福興於1933年辭職，1935年，應聘於勝利唱片公司文藝部，對當代台語流行歌曲製作水準的提升，影響頗大。張福興以「學院」出身，毅然投身流行歌壇，’可以說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一直到今天，台灣的「正統」音樂人士還是不願「屈身」流行歌壇呢！

他雖僅任職一年，但是運籌帷幄得宜，加上畢業於醫學校、執迷於民間歌謠蒐錄的「稻江歌人醫師」林清月，也受託擔任歌詞的遴選，使勝利唱片剛開始時就有穩健的規模，而得以和當時引領台語流行歌風潮的「古倫美亞」唱片公司在市場上並駕齊驅。

張福興鼓勵當時年方二十歲的陳達儒進入勝利，成了專屬作詞家，也是勝利唱片致勝的原因之一。第一年勝利灌錄的唱片中，製作研究京劇的顏龍光寫詞、陳秋霖作曲的〈路滑滑〉，即由張福興編曲，另外，林清月作詞、王福唱的〈無奈何〉也是由他編曲，作曲的則有〈長相思〉、〈戴酒桶〉、〈君薄情〉，都是由林清月作詞，歌手分別為柯明珠、陳寶貴、柯明珠，而張福興與柯明珠男女對唱的則是林清月作詞、王雲峯作曲的〈清閒快樂〉。

光復後，張福興任教於省立師範學院（今台師大）音樂系，和畢業於日本武藏野大學的兒子張彩湘是師範學院父子檔教授。此時他除了忙於在永樂國小學習ㄅㄆㄇ注音符號外，還負責主編國民學校音樂課本，選擇教料、謄稿、繕譜、校對，全由他一手包辦，他曾說：「這個工作使我兩手指生繭了。」

（*張福興參與1948年台北文化研究社音樂會，請見《好漢剖腹來相見》）

晚年退休後，張福興致力於佛教音樂的研究，經常攜帶小型風琴，跑到深山幽靜的寺廟，從事佛經採譜。

台灣第二代音樂家呂泉生在張福興病逝時，於《新選歌謠》月刊發表的追悼文，最足說明這位樂壇拓荒者踏出「第一步」的意義：

「……故張福興先生是本省學習音樂的第一人，也是本省教授音樂的第一人。60 年前，台灣幹音樂的人，除了兼有權勢、有錢財的以外，都被人家排在下九流之內，沒有人能瞧得起。那時，張先生不但對音樂有天才，而且很有氣魄，不顧一切的選擇音樂為終身職業。

先生對民族文化極為關心，在日本文化風靡全台的時候，他不顧異族統治者的壓迫，將祖國許多好音樂，編成五線譜介紹給台胞，藉以宣揚祖國文化。」

張福興在沒有承先的環境下，在台灣樂壇踏出了第一步，而後達到了啟後的效果。曾經籌畫舉辦「台灣第一次西洋音樂比賽」的李金土，在國語學校就讀時，受到張福興、柯丁丑的薰陶，而決心獻身音樂，在張福興的鼓勵下，決意負笈東瀛；創六線譜記譜法和理論的李志傳，則在李金土的鼓勵下學習音樂，張福興不愧是「台灣新音樂」教育的傳薪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