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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戲劇史學者邱坤良的《漂流萬里——陳大禹》記述陳大禹曲折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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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件的迷霧，還是有不少真相尚未解開，因此不幸事件所留下「音符」的〈杯底不可飼金魚〉，竟然是一首「阿山」陳大禹和「阿海」呂泉生共同創作的歌，我原先希望「將錯就錯」，但是，歷史真相終需還原。……
〈杯底不可飼金魚〉作詞者，另有其人，這是長年來不可說的祕密，但我有責任掀開這個謎，否則白色恐怖的「另一章」，必永遠沒有這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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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的首唱節目單，作曲者呂泉生，沒錯；但是作詞者清楚地寫著：陳大禹。
發現了這個顛覆我多年的認知，驚愕不已，不知如何「善後」？我告訴「少年大」王昶雄，是否可以向呂老師求證，「少年大」二話不說，贊同我追到底！於是，我打了長途電話到美國，向呂老師求證陳大禹其人其事，他說陳先生是劇作家，兩人還是同事，這首閩南語飲酒歌是他提出「梗概」，以酒化解恨，再由陳大禹寫詞。
陳大禹，何許人也？自是我關心的，本想繼續追問，但是，我不忍多說，以免呂老師有不隱之痛，只好自己找資料。
陳大禹，漳州人，是所謂「阿山」（唐山人），他比中央政府遷台還早渡海，1946年夏天，他從重慶經上海來到台灣，從事戲劇腳本創作，是「實驗小劇團」重要人物。他在台北短期失業外，即參加劇運，劇場生活不到七個月便發生了驚天動地的二二八事件。
1947年11月1日，為慶祝「台灣光復二週年」，陳大禹的實驗小劇團在台北市中山堂演出《香蕉香》，廣告以「事實在那裡？問題在那裡？請退到客觀地位」做訴求，二二八事件才發生八個多月，陳大禹編導以「願阿山、阿海是親熱有趣的稱呼」描繪阿山（外省人）和阿海（本省人）在台灣的「情結」的情節故事，依陳大禹在《台灣新生報》發表的〈破車胎的劇運〉，他對製作《香蕉香》的說法「是打算溝通過去的本省人與外省人的情感隔膜問題，事實上只是想說明一種語言不通，生活習慣不同，所引起性格上、異同的誤會，而希望彼此能在愛的了解底下把執偏拔掉。」
《香蕉香》的劇情立意，可以說完全和〈杯底不可飼金魚〉相似；呂泉生每每談及這首閩南語飲酒歌，必會解釋是一首期盼族群融合的歌曲，詞中的「情投意合上歡喜」、「朋友弟兄無議論」、「好漢剖腹來相見」豈不是杯酒泯千仇嗎？
呂泉生是二二八事件的重要見證人之一，當時他在台灣廣播電台（今台北二二八紀念館）上班。二二八事件引起民怨，一群抗議民眾前往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今行政院）抗議，不料遭機槍掃射，驚慌中逃離的人，轉往新公園（今二二八紀念公園），搶占電台，奪取麥克風，向全台廣播，要求對抗陳儀腐敗、專橫政權，還台灣人公道。
廣播訊息傳出，民眾騷動，積壓民怨，如江河日下；二二八事件是偶發的，也是必然會發生；呂泉生曾保護電台的外省同事，因為他們在路上如果唱不出日本國歌，即被認定是「阿山」，會被毆打，因為大家把氣都往外省人身上堆，而三月初，從大陸調遣軍隊的無情殺戮，更添增慘劇加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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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大禹的《香蕉香》又名《阿山阿海》，是他的「台灣風景線」系列作品。以二二八事件做背景，顯見他並不認為省籍糾紛是政治問題。他作詞的〈杯底不可飼金魚〉是否為《香蕉香》而作，已難查考，而呂泉生譜曲前，雖有加入詞作的意見，但遣詞用字的細節，他未加說明。陳大禹的歌詞創作，到底有多少呂泉生的意見，只好當「音樂史懸案」了。
陳大禹和呂泉生「同年」，都是1916年出生。兩人相識應在台灣警備總部交響樂團轉型為台灣省政府教育廳交響樂團時，呂泉生是合唱隊隊長兼指揮，而陳大禹是幹事，他們溝通的語言應是閩南話。
1949年，四六事件發生，當局派軍警逮捕台大、師院學生，同時整肅一些文人，陳大禹風聞自己被列追緝名單，乃於四月中旬回歸大陸，避開禍患；而他出走的時候，正是呂泉生發表〈杯底不可飼金魚〉。
我為呂泉生立傳，口述資料做了不少，他從不提陳大禹此人，而孫芝君寫《呂泉生的音樂人生》，他顯然也未對〈杯底不可飼金魚〉的作詞者，有所揭露，畢竟陳大禹是個「黑名單」人物，他顯有不能言的苦衷。
2006年7月，邱坤良將自己視為「神聖使命」的陳大禹傳記付梓，這本《漂流萬里──陳大禹》傳記，列為文建會「台灣戲劇館──資源戲劇作家叢書」之一；邱坤良多趟赴漳州找資料，終於將陳大禹身世大白，功不可沒；我告訴他陳大禹是〈杯底不可飼金魚〉的作詞人時，他大為驚奇；陳大禹逝於1985年，畢竟想求證這首閩南語飲酒歌的來龍去脈，已是「死無對證」了。
當年，呂泉生、王昶雄、巫永福等前輩，和我聊談二二八事件時，談了不少親朋受難受災的故事；「少年大」王昶雄於事變時，逃往台中清水，每天晝伏夜出，像是亡命之徒，他說有一天晚上，躲在屋內實在待不住了，夜深星稀時，走出來透氣，沒有想到撞見蓬頭垢面的張文環，兩人抱著痛哭，不發一語，又快速相互離去；當代以筆為言的文人，竟如驚弓之鳥，可見那個悲劇年代，人人都有朝不保夕之感。
二二八事件發生時，我才六歲，不懂世事，但某些場景印象，記憶猶存，大哥永德、二哥永昌因曾在空軍松山機場當臨時雇員，被視為「中國兵」，險些成了「台灣人」追打對象。
之前，物價飛漲，以白米來說，從光復之初的一台斤0.2圓，到1947年1月竟賣到80圓，足足漲了400倍，有錢也不一定可以買到。父親看不慣當局如此顢頇，不知民間疾苦，竟到派出所張貼抗議字條。冒犯當局，當然被捕入獄，這是父親第二次坐「政治牢」。年輕時，他因參加台灣文化協會港町文化講座，被日本警察以「無產青年」拘留數天，那是第一次坐黑牢。兩次囹圄之災，難怪他擔心二二八事件會造成家人的無妄之災。
大哥擁有一把日本軍刀，那是他的台北二中（今成功高中）日本老師被遣送返日時，贈送給他的紀念品。日據時代，教師都領有佩刀，表示尊嚴與權力；由於清鄉行動展開時，「家藏武器，一律視為圖謀不軌」，是犯死罪的，大哥深怕惹事，將佩刀暗藏在面對李春生紀念教堂前庭的大榕樹下，挖洞深埋，不料鄰近有位小朋友大嘴巴，不斷地嚷叫：教堂有人埋東西，迫得大哥不得不連夜挖出，而後丟入淡水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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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樓上的承租戶是一位空軍軍官王恆德，他是外省籍，好一段期間，恐招惹麻煩，足不出戶，他的妻舅帶了兩個友人，躲在我家屋頂上的小平台，自囚了好幾天，沒人想知道避難的原因，大家的心情，低迷得很，父親一句話也不哼，他知道這是窩藏「人犯」，被當局查獲，是「知匪不報」，大罪難免，但是患難與共，自然予以庇護。二二八事件，我家這些「小故事」，在我成長過程中，偶爾會被提及。
我家住於港町中段，南端也就是街尾的文山茶行，負責人王添燈為二二八事件關鍵人物之一，他當時是省參議員，被推舉擔任「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宣傳組長，這位諤諤直言的民意代表，不幸慘遭不測。
王添燈被追拿時，港町進駐了不少阿兵哥，每人都荷槍實彈，穿梭街頭巷尾，我們兄弟被父母警告不得哭鬧，店舖自然關門栓戶。王添燈被捕後，據說是被憲兵第四團給淋灑汽油，縱火焚身而死。
清鄉行動中，台北大橋處決不少人，大哥偷偷跑去看，他回來說，淡水河水都染紅了。
小學上學途中，我不是走河堤，就是迪化街和延平北路擇一而行，印象中於延平北路和南京西路口，偶會見到有人指著法主公廟附近說：「就是這裡啦！」話剛說完，見後方有人靠近，馬上鳥獸散，所謂這裡，當然說的是二二八事件的原爆點，緝查私煙的發生地點。
由於小時候即有二二八陰影，自然希望探求真相，然而禁忌被封塵甚久。
我撰寫〈鄉土紀事〉（後結集成《台灣紀事》），即有1947年2月28日這一篇。當時號稱「無黨無派，獨立經營」的自立晚報本土副刊對此稿不敢刊載，出書時，我才補入。
當時，為了查考二二八事件的報紙報導，我借了一張台灣電視公司記者證，始獲准進新生報檔案室翻閱查考舊報紙，《台灣新生報》記載著販賣私煙的林江邁當時是被槍殺而死，以致我依據撰稿也說：林江邁不幸身亡。「盡信書，不如無書。」誤信了白紙黑字的新聞消息，也會出差錯，我一向秉持求真探實，追求真相，有此失誤，徒呼負負。
二二八事件的迷霧，還是有不少真相尚未解開，因此不幸事件所留下「音符」的〈杯底不可飼金魚〉，竟然是一首「阿山」陳大禹和「阿海」呂泉生共同創作的歌，我原先希望「將錯就錯」，以免之前一再說詞、曲全為呂泉生所寫，為人詬病，但是，歷史真相終需還原，相信呂泉生教授在天之靈，也必會同意我說出了他長年來不敢啟齒的「心結」；「結頭打昧開，心肝憂結結。」呂教授晚年創作王昶雄作詞的「結」，必有寄懷吧！
◎本文原刊載於《文訊》2012年3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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