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8月,因文壇前輩「肇師」推薦,在《大同雜誌》開始撰寫「台灣第一」專欄;這是當期封面,圖像是席德進畫作(甫於8月3日病逝)。 |
在《大同雜誌》的第一篇「台灣第一」。 |
《大同雜誌》是台灣第一、台灣紀事、台北老街、台灣醫療史、台灣百人傳等著作初登場的舞台,雜誌早已停刊多年。以下引2005年為鍾肇政前輩八十大壽所寫的〈「台灣第一」與肇師〉,說明肇師與我的因緣,與《大同雜誌》的屬性。
肇師和我相知,源於我投效台灣文壇的初年,也是他慘淡經營《台灣文藝》的年代。
我記不得我們如何結識、相互來往的正確時間,但是我撰述生平第一本著作《台灣第一》和他有所緣由。
彼時,我是一位朝六晚六的上班族,我在大同關係企業「食頭路」,大同公司發行的《大同雜誌》(原為《大同半月刊》)和其電扇、電鍋等家電產品齊名,因為在大同公司所謂「打電話服務就來」的行銷策略下,大同雜誌兼具了特殊的一種企業文化行銷形象的塑造。肇師是《大同雜誌》的重要作家,寫過不少專欄,《大同雜誌》作家陣容堅強,而我初涉文壇,當然無緣進軍此「同仁刊物」。
肇師注意到我這位後生晚輩是因為一本美術雜誌。一九七九年起我在《雄獅美術》月刊發表的台灣流行歌謠詞曲作家及作品的系列文章,引起愛好音樂的他關注,每期必讀。
我記得他曾對我發表在《雄獅美術》月刊的那篇鄧雨賢小傳說了不少好評,那個時候他剛完成《望春風》這部傳記小說,肇師想為鄉賢鄧雨賢立傳,是多年願望,然而收蒐資料有限,而從「小說」著墨。旅美的前輩作家蔡德音是鼓勵肇師寫鄧雨賢的推手,蔡德音曾與鄧雨賢在古倫美亞唱片公司共事過。常說鄧雨賢是一位台灣音樂界不可多得的天才,身為客家子弟的鍾肇政,應該是為鄧雨賢這位龍潭鄉親留下歷史傳記的不二人選。我與蔡德音前輩有不少書信往來,是肇師牽的線。
每月份公司所免費發放的《大同雜誌》,我是長期讀者,也是肇師用本名及以趙震為等名所發表文章的忠實讀友。我雖向外投稿,但一直不敢闖進大同雜誌的門檻,畢竟我的「身分」在公司是財務部做帳的會計人員。
有一次,《大同雜誌》更新版面,擴大篇幅;主編吳榮斌向肇師邀新稿。以往,肇師長期為《大同雜誌》翻譯希臘神話、介紹中西文學和音樂,因此吳主編希望新專欄改以「台灣」為主題。或許是因為《大同雜誌》不刊載長篇小說,所以肇師擅長的「長河小說」派不上用場,但他還是答應寫些有關台灣文學方面的文章。肇師不負人家的期望外,同時向吳主編推薦我,他說:「貴公司有位莊永明,怎麼不向他邀稿?」
我與吳榮斌相識源於肇師的一句話,後來才曉得我的太太和吳主編夫人是高中同學。吳榮斌後來離開大同,創辦文經出版社,事業有成。
此後,我在《大同雜誌》登門入室,以「台灣的第一」為專欄,一篇一篇的「台灣第一」,每月問世,一連數年。至於專欄名稱為什麼不是「台灣第一」,而是「台灣的第一」,乃因為主編建議用一個介係詞,將「台灣」與「第一」隔間,比較「平穩」,因為彼時是戒嚴年代,若以「台灣第一」為名,有被有關當局關注的危機。後來,我也應《中國時報》之邀開此類專欄,我堅持不能有所禁忌,仍用「台灣第一」為專欄之名,畢竟那才是我自己原先的命題。
此後,我在《大同雜誌》登門入室,以「台灣的第一」為專欄,一篇一篇的「台灣第一」,每月問世,一連數年。至於專欄名稱為什麼不是「台灣第一」,而是「台灣的第一」,乃因為主編建議用一個介係詞,將「台灣」與「第一」隔間,比較「平穩」,因為彼時是戒嚴年代,若以「台灣第一」為名,有被有關當局關注的危機。後來,我也應《中國時報》之邀開此類專欄,我堅持不能有所禁忌,仍用「台灣第一」為專欄之名,畢竟那才是我自己原先的命題。
《台灣第一》於1983年出書後,與一路給予鼓勵的「肇師」合影。 |
《台灣第一》結集出書,叫好不叫座,令肇師甚為憂心,他不僅為之叫屈也專文推薦,並向吳老闆建議在「黨外雜誌」刊登廣告,多做促銷。
撰寫「台灣第一」時,我擬訂了一百則,也就是立下了做一百篇台灣第一的宏願,沒有想到首冊付梓後,銷售不佳,第二冊由另家出版社接手,也不見起色,肇師知道實情後,連聲說不可思議。
肇師是桃園龍潭人,但他小時候住過大稻埕港町第十號水門附近(今貴德街),與我家僅數公尺之距離,有此地緣關係,我們也算是「老鄰居」。他創作〈夕暮大稻埕〉中篇小說之前,為了重溫童年舊夢和收蒐此作的背景環境,和我同走一趟「建昌千秋行」(港町在日治時代分為「千秋街」、「建昌街」),當然,我們二人很自然的就在一九三四年開始營業的老店波麗路一起用餐。
近年來,個人對台灣文史環境的每下愈況,有力不從心之感,創作大不如前,知曉肇師的《鍾肇政全集》三十五冊即將全部出齊,除了由衷祝賀外,也不得不自我反省一番。八十大壽的肇師,從不氣餒,筆健如昔,而他心中的「老弟」,卻有投筆之意,除了慚愧外,夫復何言?
撰寫「台灣第一」時,我擬訂了一百則,也就是立下了做一百篇台灣第一的宏願,沒有想到首冊付梓後,銷售不佳,第二冊由另家出版社接手,也不見起色,肇師知道實情後,連聲說不可思議。
肇師是桃園龍潭人,但他小時候住過大稻埕港町第十號水門附近(今貴德街),與我家僅數公尺之距離,有此地緣關係,我們也算是「老鄰居」。他創作〈夕暮大稻埕〉中篇小說之前,為了重溫童年舊夢和收蒐此作的背景環境,和我同走一趟「建昌千秋行」(港町在日治時代分為「千秋街」、「建昌街」),當然,我們二人很自然的就在一九三四年開始營業的老店波麗路一起用餐。
近年來,個人對台灣文史環境的每下愈況,有力不從心之感,創作大不如前,知曉肇師的《鍾肇政全集》三十五冊即將全部出齊,除了由衷祝賀外,也不得不自我反省一番。八十大壽的肇師,從不氣餒,筆健如昔,而他心中的「老弟」,卻有投筆之意,除了慚愧外,夫復何言?
以此文做為肇師八十大壽的賀禮,主題竟是不成器的自己「台灣第一」的故事,但願肇師不會對「老弟」責怪。我離群索居已久,但不忘肇師提攜之情,四個月前勉力寫〈少年大與老小仔〉為王昶雄全集補遺,即再擱筆,今日重新提筆寫這篇自言自語的短文,竟發現筆已有千斤之重,自己真該回復與肇師交往時期的幹勁,才對得起做為他心目中一位勤勞於筆耕的「老弟」。
附筆:追述與肇師之事,可談甚多,當年我執筆寫《民族歌謠傳薪人──呂泉生的奮鬥人生》,即是在肇師鼓勵之下完成的;這本台灣第一音樂家傳記,至今尚未以完整本付梓,是件憾事。肇師為我的著作《台灣諺語淺釋》、《台灣百人傳》寫序文,都是有求必應。有此機會表達對肇師的謝意與敬意,可說是「秀才人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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